内蒙古自治区的由来

　　内蒙古自治区的创建
　　上个世纪初，随着满清王朝结束，蒙古民族面临选择。漠北蒙古一方在沙俄强力影响下选择了独立建国，而蒙古人的主体却在内蒙古。在内蒙古也存在大体两种思想倾向，一种主张为民族至上，以德王为代表。据老革命家王铎回忆，德王早期是位开明王公，他们在民国政府极力争取内蒙古高度自治，而且于1933年在百灵庙召开了各蒙旗代表大会，并获得民国政府批准，组建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奋斗艰难的情况下，遇到中原内乱，日寇铁蹄踏到长城边上，德王选择了投机，屁股坐到了日寇一边，最终接受了人民的审判。另一种观点是以“塞北文豪”著称的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先生主张国家至上，他在避难榆林期间出任了蒙旗抗战动员委员会委员长角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以乌兰夫、赵诚为代表的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蒙古族党员选择了投奔延安，而且还组织了数批土默特高小毕业生和进步青年投奔延安，他们在抗日期间动员土默特民众支持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发挥了生力军作用。
　　抗战胜利后，荣祥的极端失望恰巧说明国民党在民族问题上政策和举措失当。
　　乌兰夫于1945年11月28日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先后解散了锡盟的内蒙古临时政府和王爷庙的内人党领导的东蒙古自治政府，于1947年5月1日在乌兰浩特(由王爷庙改名，意为红色城市)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之后，两百多万蒙古人在共产党领导的自治政府组织之下支持并参加解放战争。这在自治区成立70周年大庆时，也应该是值得骄傲的一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招乌兰夫进京，具体划定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领导区域，其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所说：“恢复内蒙古本来的历史面貌。”至此，内蒙古自治区加了“区”字，直到1962年，商都县划归内蒙古，区字完成最后一笔。
　　首府呼和浩特的确立
　　早在441年前，北元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经过几十年努力，实现了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之间开放贸易，进而使土默特部进入快速发展期，于是他决定建造呼和浩特，并引发了中国北方走西口人口大迁徙。此举对中国版图北方疆域的确立，对呼和浩特演变为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关重要。290年前，土默特左翼旗都统丹津在阿勒坦汗建造的城市创办了土默特官学，经过将近两个世纪的积累，到上个世纪初，土默特人成为蒙古草原教育普及程度和文化底蕴之最，加上地处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胶着地带，对两种文化的领先之处均有所见，也就成为蒙古人当中最为活跃部分，当时人们认为最先进的思想和组织，土默特人几乎都参加了，如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内人党、延安圣地。当乌兰夫组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时，土默特人是骨干，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土默特人也是骨干。
　　建国之初，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曾借“荆州”于张家口。其后，国家根据内蒙古实际，决定撤销内蒙古地区并存的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行省，具体为1952年撤销察哈尔，1954年撤销绥远，1955撤销热河省。期间，1952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搬到呼和浩特与绥远省政府合署办公，乌兰夫兼任绥远省主席，1954年1月正式撤销绥远省，自治区首府确立于呼和浩特。
　　蒙古人是何许人?
　　蒙古人，在人类学中是个大概念。稍窄一点，在汉文典籍中早期称“胡”或“胡人”，泛指北方演进了游牧文明的各部落群体，后世称其为蒙古先民。最狭义的理解，则是十二世纪以来以成吉思汗为代表人物，以成吉思汗家族所领有的部落为核心，不断聚拢游牧民于该家族和部族旗帜之下而形成的部族群体。好比内地，两广、江浙与巴蜀人甚至语言互相听不懂，但他们都是汉民，都生活在农耕文明之中，生活方式接近，文化接近，沟通也容易。蒙古人则是世代繁衍生息于游牧区域，演进了游牧文明的群体，各部落之间也是生活接近，文化接近，沟通也容易。内地人熟悉改朝换代，关注皇朝家族变迁，其实每一个皇朝只是代表性家族更替，旗帜变换，安居乐业的百姓则依然在延续农耕文明。游牧区域也类似，不同的部落崛起，不同的家族登上历史舞台，旗帜变换，牧民却变换一下聚拢方向而已。所以，以成吉思汗家族为标志，只是代表了蒙古人或游牧文明一段极具辉煌的时期。两种文明当中有一个明显的文化差异，就是内地人不以刘邦家族作为汉族的标志，而以农耕生活和文化为标志。而游牧文化中多以代表性家族为标志，注重了旗帜变换，淡化了文化延续的追溯，仿佛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民族蒸发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民族又从天而降。常常听到内地人说分不清哪个民族，其实他们本来就是生活在游牧文明中的共同群体，一个泛指的称号就是蒙古人，在生活中常用的表达是牧民或游牧民。
　　蒙古人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我国北方有一条400毫米降雨量分界线，长城与它重合既属偶然，也是必然。在近现代科技武装人类之前，如果将400毫米降雨量以下地区开垦，结果可能就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沙化，只好逃走，等待自然修复或沙漠化。正是这个早期看不见的因素——科学或自然力量，决定了早期人类在这条线两侧选择或被选择了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哪个先进?哪个文明?我们现在更加理性地看待，尊重了自然的，其实就是科学的。进而，必须安居的农耕一方修筑了长城，用以抵御擅长游动的游牧人口的冲击。
　　蒙古人，或者泛称游牧的人或牧民，就是在这种严寒、干旱、风沙、贫瘠的沙漠或戈壁上繁衍生息了千万年，并演进了游牧文明，陶冶了自身的性情。蒙古人极其珍视局部的肥美草原，也极乐于七、八月的雨季，以最美的词汇与歌喉赞颂这个短暂的上天恩赐，但他们多数在漫长的季节里是游走在贫瘠沙化的草地。蒙古人喜欢耐渴耐粗草且能长途跋涉但不怎么高大优美的蒙古马，也愿意歌颂自己粗犷豪放的性格，却多少有点不愿意提及自己粗糙的皮肤、苍老的面相和不怎么温和的性格，其实，生存于同一个自然环境中，一种低等动物，一种高等动物，其生存特性何其相似。蒙古人饮食非常简单实用，甚至煮肉都不习惯放调味品。南方人讲究调味，并以辣味刺激味觉。蒙古人则讲究吃够两年以上草的羊才有肉质、有味道，而且不同草地的羊，肉的味道也不一样。在寒冷的冬季，蒙古人有丰富的御寒方法，也非常耐冻。在地广人稀的草地上，蒙古人有独特的调节寂寞的长调和一言不发、静静地盘算与思考的耐力，以致于他们有时表现出极具定力的理性很让人吃惊。因此，今天的蒙古人一旦插上高等教育的翅膀，他们在攻坚克难时常常表现得坚毅、顽强、大气和略显工作狂，在持久战中表现优异，而在小节上不大与人计较。笔者近来也常常有一种冲动，看到许多成功人士，极想把他们形容为一批用现代理性精神武装了的蒙古马。
　　蒙古人的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中生存于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蒙古人敬畏自然，亲密并依赖自然，顺应自然而恶于改造或破坏自然的文化。在游牧文明中本土的原始宗教是泛神主义的，长生天是至高无上的，山、水、林、火、土都有必须敬畏的神灵，甚至极端到不许在河流洗衣、洗澡，这与中原大地道教的“反者道之动”有很大区别。也许正是因为环境恶劣，承载能力有限，在地广人稀的草原很难集中人力去大规模改造自然，长久地形成了高度依赖自然的文化，所以蒙古人对自然的观察是细致的，对自然的记忆是生存的基本功，而对自然的描述尤其细腻，比如不同岁齿的马都有专有名词，羊也不是笼统称羊，而是山羊、绵羊各有名称。牧民对草以及草随季节的变化的认知也是生存的基本功。牧民对踪迹的辨认，从上世纪到今天都是公安破案的绝活儿，而且这不是表演者的特异功能，而是牧民普遍的基本功，只是表演者更为出色而已。牧区地广人稀，共有几家人彼此都熟悉，来个陌生人一看便知，所以牧民行路，经过哪个蒙古包，即使主人不在，该吃则吃，该用则用，彼此彼此。但对鸡飞狗跳、坑蒙拐骗之徒绝不容忍。随着流动人口增加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基本道德取向还留有遗风。
　　这种敬畏自然的文化精神使得蒙古人在繁衍生息了千万年的家园在近现代工具进入之前还是自然状态，人为改造的痕迹稀少，不可移动文物也稀少，遗留最多的是岩画和少有的几块巨石，也留下不多的一些勒石碑刻。大到影响了世界格局的皇帝，他们到底有没有陵墓?陵墓在哪里?至今是个谜。至少可以说，他们的陵墓不怎么宏伟，随葬珍宝也不会很多，因为蒙古文化中并不在意，甚至厌恶这些东西。蒙古贵族即使埋葬，也不封不树，而且要万马踏平，守护到草地恢复。蒙古人讲究接受了最后一口气——鼻息的一缕驼毛，这是先人灵魂寄托之所，也是后人祭祀的圣物。一家一户牧民的倒场，离开前都要把生过火的灶坑添平，把生活垃圾不是遗弃，而是掩埋，他们希望来年回来时这里还是草地。
　　蒙古文化目前明显地存在两个方向的发展难题。一方面，说蒙语的人数在加速减少，能够“用母语来述说”的人才更少，原汁原味儿的蒙古文化正在一点儿一点儿丢失，这是蒙古族学者应该深思的课题，也是政府应该重视的问题，保护一种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且原汁原味儿的文化，无论对蒙古人还是中华民族，应该比保护一种纯种马或野生稻价值更高，意义更深远。与此同时，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儿但用汉语讲到中华大地，甚至用英语把蒙古文化讲到世界，其意义更大，而且现在是大好时机，但还需要政府方面制度化的、持之以恒的重视和支持，学者们当中也需要有像易中天、曾仕强那样去创造、引领。
　　蒙古文字
　　中原从秦朝起统一了文字，尽管各地方言互相可能听不懂，但写出的文字相同，内容相通，所以两千多年的文史资料连贯有序，甚至向上追溯上千年，形成三千多年的连贯历史。在游牧区域，历史上的文字是多变的，匈奴时期是什么样的文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怎么解读?西夏文字怎么读?元代一朝，蒙古帝国时期用畏兀字记录蒙古语，而忽必烈皇帝让八思巴创立蒙古新字，并在诸路蒙古政府设立蒙古字学，强力推广蒙古新字，却随着元朝退出大都(北京)而弱化，畏兀字伴随佛教经典翻译沿用至今。努尔哈赤从金国时期借用蒙古文字加圈点记录满语，至今清朝大量的满文资料的解读越来越困难。所以，反映游牧文明的历史文化，从生态建设的角度看可能极有意义，但实际做起来难上加难。目前还有一个新难题，蒙古一方已独立建国，而且已改用斯拉夫字母记录蒙古语，但蒙古人的主体在中国，这就造成了反映游牧文明历史的新困难。如果从汉文典籍查找游牧文明历史的点滴记录，又存在意译和汉字音写蒙古语两种情况，而且汉字简化后还存在汉文典籍的解读困难以及歧义争论时有发生，这些都是游牧文明历史文化建设的难题。
　　蒙古人的历史贡献
　　当今蒙古人最得意的一个说法，就是当今中国的版图是蒙古人奠定的，甚至对大清帝国割让出去的部分还甚觉可惜。再作细看，一次又一次游牧民南下留居中原，对大国的形成，对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是持久而影响深远。十多年前我们害怕沙尘暴，担心伤害我们身体。眼下更怕雾霾，担心造成大规模窒息，转而期盼借助沙尘暴的风力把雾霾吹走。目前国家层面已经把生态发展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那么游牧民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谨慎守卫了绿色屏障数千年，对农耕文明发展的支持，可谓功莫大焉!我们曾经看到农耕的效率远高于牧业，但生态学家告诉我们，强行开垦，可能面对灾难，今天我们确实面对了。要扎实落实生态发展理念，恐怕认真总结游牧文明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正是我们要做的基本功。
　　游览曲阜和北京国子监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历史上曲阜孔庙彻底毁于战火达五次，每个新王朝在战后重建都比原来的更高、更大，今天的曲阜孔庙是元朝重建，明、清维护的格局。北京国子监是元朝初建，明清维护的格局。元、清两朝，两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都急需尽快学会汉法以管理中原，也就形成了两个尊孔和推崇儒学的高峰，而元朝诸路蒙古字学强化各路政府必须保障办学，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办教育的一个高峰期。诸路蒙古字学把大量的儒家经典翻译成蒙古语传授官员子弟，在蒙古人文化素养提升和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互相交流两个方面都是高峰。
　　作者简介：云占鳌，著名历史文化学者、内蒙古党委宣传部讲师团优秀宣讲员，土默特学校党总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