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文艺与草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作者：巴特尔（蒙古族）
草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族文化，是北方诸多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传承、发展的，以一种薪火传递的接力式的形式演化和递进。蒙古族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传承者之一。
文学艺术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是草原文化的记录者、承载者和传播者。文学艺术以其独特而多样的表现形式、深邃的人生哲理、多彩的民风民俗，丰富了草原文化的表现形式，深化了草原文化的思想内涵，拓展了草原文化的审美视角，为草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空间。同时，草原文化博大厚重的底蕴，为文学艺术提供了润泽的文化生态环境和丰厚的创作土壤，使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草原文化的内涵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进入现当代以来，传统的游牧文化和文化遗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把文学艺术放在草原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中进行研究，探讨文学艺术与草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和时代趋势，保护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促进文艺的创新和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北方民族创世神话、英雄史诗：草原文化的重要根基
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文学艺术始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北方民族文化的流布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化表现和传统来自于口头文学和说唱艺术的形式，在这些经久流传的文艺形态中，镌刻并展现着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特性，同时又受那个时代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表现出它的独特性和原生性。如以民间口头说唱形式纵向传递，继而得以保存、延续下来的创世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更多地保存了原生文化的真情真性真趣。这些民族精神流传至今也影响至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性情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草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这些口口相传的文艺作品保留传承下来的。
北方草原民族的创世神话内容神奇独特，大部分是先民口头创作的，展示原始社会时期草原先民对开天辟地、万物起源、日月水火生成等自然现象的感性认识和朴素解释。据专家研究，中国北方创世神话起源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代。在原苏联西伯利亚的马莱亚瑟亚，曾出土3.4万年前雕有开天辟地创业神话内容的石雕。西伯利亚古代神话说，宇宙原是一片汪洋，猛犸肖利潜入大洋深处，用长牙把土挖出来堆成堆，但他的敌人把土推平，于是他创造的世界在水中消失了。马莱亚瑟亚出土的雕刻品中，便有一件展示了这一神话。雕刻描绘了猛犸肖利与海龟的一场恶斗，猛犸的前腿把海龟的脖子踩扁了，海龟正张着嘴发出痛苦的吼叫。(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
蒙古族神话传说《麦德尔娘娘开天辟地》是流传于新疆卫拉特蒙古人中的关于洪水和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很早以前，天将要形成，地将要生长，人将要投胎，马将要生驹，万物将要繁殖，整个天地经历了一次浩劫，洪水滔滔，铺天盖地。不知过了多少年，神女麦德尔娘娘骑着神马往来奔驰在蓝色的水面上，神马的四蹄踏动水面，放射出耀眼的火星。经过燃烧的尘土变成灰，撒落在水面上。灰越积越厚，渐渐形成了一块无边无际的大地，大地压着水面往下沉落，天与地慢慢地被分开，大地形成了，是一块大大的平板，因为浮在水面上，晃动不稳，就派一只大神龟下水，用龟背顶着大地，不能动弹，更不能离开。有时神龟太累了，舒展身体的时候，就会发生地震。麦德尔的马蹄燃起大火，烧得蓝色的大水不停地蒸发，这些水汽在天空飘动，形成了云彩。马蹄踏水溅起的火星，飞上高空成了星星。这则神话显示出蒙古族先民对于宇宙和人类诞生的解释，并开辟了神话传说的雄浑诡谲和博大壮观的奇特神采，也反映了古代蒙古人对万物生成的认识和宇宙观。
英雄史诗是描述英雄故事、歌颂英雄业绩的叙事诗。在汉族文学史中，目前还找不到真正称得上史诗的作品。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也多属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较少。而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数百部英雄史诗。蒙古族是世界上史诗遗产最丰富的民族之一，据专家统计，除举世闻名的长篇史诗《江格尔》《格斯尔》之外，其他已被记录的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异文(变体)多达550部以上。
蒙古族英雄史诗从它产生以后，便成为蒙古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伴随着蒙古族人民前进的足迹发展、迁徙。民间的史诗说唱艺人在英雄史诗的创作、保存、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草原文化的记录者、承载者和传播者
文学艺术产生于人类文化的土壤中，是构成草原文化的基本要素 。在中外文艺史上，文艺最初并不是指今天的所谓“语言艺术”或“美的艺术”，而是指广义的文化的过程。著名学者考林乌德认为，“艺术是人类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活动，其他所有的精神活动都得从它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宗教、科学、哲学都不是最原始的形式，艺术比它们更为原始，构成它们的基础，使它们的发生成为可能”。艺术不仅记载着文化，而且是不同文化互相沟通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在人类历史的过程中，某一种文化也许会转变，某一种文明也许会消失，但只要有他那一个时期的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艺术作品存在，这种文化或文明就会被记录、被定格、被传递下来。
北方草原地区从70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在旧石器时代，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来诺尔文化构成了远古文明。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朱开沟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些文化的初始表现形式不论是从岁月的尘土中出土的彩陶、青铜，还是经历历史风云洗礼的岩画，都是以朴实幼拙的艺术手法和艺术表现力再现了原始的文明。也许我们的先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艺术的诞生和艺术的流传，但我们后人却从陶体美丽的造型和勾绘镂刻的富于动感的各种纹饰里，从虽然锈蚀却依然凝重精美的青铜器里，从模糊却依旧丰富浪漫的岩画里，看到和想象到了远古文明的灿烂和辉煌，这是艺术的功绩，是那些最初的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艺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功绩。
“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图腾，又演化为华夏的象征、帝王的化身。而北方草原地区是最早发现“龙”的地方。 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的中心部位赫然发现一条长19.7米、宽1.82米的用石块堆塑的龙的形象，比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濮阳城西水坡发现的用蚌壳堆塑的龙早了1000多年。
最具代表性且闻名遐迩的“华夏第一龙”——红山文化三星他拉玉雕龙，就是那个呈弯勾状，类似英文字母“C”造型的玉龙。其造型之精美令后人惊叹。我们不从考古意义上说，只从艺术角度来说，可以看做是最早的艺术作品。透过它，我们隐约看到先民对美的追求和渴望，看到艺术的萌芽和发展。
1983年发现于北方草原红山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女神庙则破解了我国有没有女神像的谜团。牛河梁女神庙是考古界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神殿，女神庙里的女神像，是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的5000年前由泥土塑造的祖先形象。试掘之时，女神庙出土了红陶彩绘的壁画和祭器残块，以及泥塑的熊爪、鹰爪和鸟翅。最令世人震惊的是女神像残件分属于6个个体，有大小不一的女神头像、手臂、腿部，以及鼻和耳。女神头像缺了半边耳朵，整个面部表情却依然生动。绿玉石的眼睛深深凹进眼窝里，使眉骨、颧骨显得很高。嘴巴有点特别，回缩微咧，好似略带笑意。以后北方草原的女神像陆续有所发现，如林西县白音长汉遗址出土的圆雕女石人像，克什克腾旗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女神像，等等。这些女神像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史前社会女神崇拜的事实，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崇拜信仰、艺术水平等情况，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也正是有了女神像和玉龙等雕塑的存在，才使得中华文明的曙光提前了1000年。也许，那些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原始雕塑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质朴的手艺于后世艺术的研究有何悠远的意义，但这无疑是草原艺术为人类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草原艺术是构成草原文化这座大厦的基本构件，我们很难想象离开了这些生动鲜活的草原艺术的支撑，草原文化的研究会是什么样子。
北方民族文艺拓展和丰富了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博大厚重的底蕴，为北方民族文艺提供了润泽的文化生态环境和丰厚的生活创作土壤。而北方民族文艺以其深邃的人生哲理、质朴阳刚的审美价值取向、独特多样的表现形式，深化了草原文化的思想内涵，拓展了草原文化的审美视角，丰富了草原文化的艺术形式，为草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空间。
文学艺术是草原社会生活的画卷，更是草原民族心灵的记录和展示。萨满教是北方民族长期以来信奉的宗教，是北方民族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思想意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原始渔猎时代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教几乎独占了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古老祭坛。而古代萨满教的内容往往是以祭词、神歌等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蒙古萨满教的祭词、神歌，是蒙古萨满教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蒙古萨满教基本要素的祭礼仪式，由礼仪的主持者、祭祀场所、祭祀器物、仪式活动和仪式活动中祀神的语言等因素构成，其中由仪式主持者“博”(男)或“依都干”(女)诵唱萨满教的祭词、神歌。按照祭祀的神祇对象分类，萨满教祭词、神歌可以基本分为五大类，即：图腾崇拜以及“苏勒德”崇拜的祭词、神歌；天、日、月、星辰以及最高神“长生天”和二级神“九十九天”崇拜的祭词、神歌；大地、山、水以及敖包崇拜的祭词、神歌；火以及灶神崇拜的祭词、神歌；“翁衮”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祭词、神歌。据统计，到目前，国内外搜集、整理、出版的蒙古萨满教祭词神歌、祝赞词近千首。其中既有远古的遗存，也有中古、近代的烙印，展示了历史、哲学、宗教的深刻内涵，成为我们了解古代蒙古人深邃人生哲理的生动教材。从萨满教祭词、神歌转化而来的祝赞词、风俗礼仪歌，都具有萨满教的性质，反映了蒙古社会的思想观念、人生理念，对蒙古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蒙古族哲学史研究中，有人提出蒙古族哲学古代形式主要是以格言、谚语的形式存在的，后来又出现哲理诗、哲理散文等形式。在蒙古族英雄史诗中，也由此可见草原文艺对草原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作用。
北方民族文艺多属于原始艺术，具有文明社会艺术不曾有的简朴和纯真，作品里充满着勃勃生机和生命力，它是原始人类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学者孟驰北说：“草原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表现幻觉世界的文化，从整体上显出强烈的文艺色彩。牧人就生活在幻觉世界中，耳濡目染，生就了众多的艺术细胞。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肯定他们的歌舞只是接触到问题的一面，有高强的虚化能力才是草原民族的专长。当然这不是草原民族独有的，他们是承传了原始初民千万年积累起来的宝贵心理禀赋。而农业民族恰恰抛弃了这个文化遗产。”正是这独特的虚化能力和心理禀赋，使草原文艺的审美价值有着独特的意味，拓展了草原文化的审美视角。
北方民族文艺形式多样，表现手法独特。从红山文化时期表现了中华文明第一道曙光的玉龙、女神像，到奇特的神话、萨满教祭词、神歌，再到充满民族和地区特色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草原文艺以其丰富多样的形式和内容点点滴滴地记录了草原文化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路走来的印记，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远古北方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内涵。蒙古族作为北方草原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直接继承了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传统，如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的原始萨满教信仰，以演唱史诗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传统，摔跤、射箭、赛马等文体竞技活动，贵壮贱老、崇尚勇力等风俗习惯。据国内外的蒙古学者专家挖掘搜集，远古蒙古文学的两大文化宝库、七种主要体裁已经显露出其历史面貌。所谓两大文化宝库——即萨满教文学和英雄史诗；七种主要体裁——即神话、传说、民歌、祝赞词、箴言、英雄史诗、英雄故事。这些饱含了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生活全景的文艺形式，拓展了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空间，极大地丰富了草原文化。
北方民族文艺的内涵和特征
各个民族的文艺，是各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和符号文化，它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情达意，是一种思想感情的文化符号。北方民族文艺形式丰富多彩，内涵深邃宏阔，是文化宝库中最灿烂的珍宝。那些反映狩猎生活、游牧生活、农耕生活的作品相映成趣，反映祭祀活动、战争场面的作品令人动容。不论是舞蹈、民歌还是历史典籍，从内容上看，多数作品具有应用性与娱乐性相结合、审美性与启蒙性相统一的品格。它们不仅带给历代草原人民以美的享受、心灵的陶冶，同时也担负了传授知识、沟通文化、启蒙思想的使命，是草原社会生活的画卷，是我们了解草原传统文化、草原历史进程、草原民族心路历程的最好窗口。
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北方民族文艺的最大特点。北方民族文艺是狩猎人和游牧人的艺术，与农耕人的艺术和后世文明时代工业社会的艺术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所描绘反映的内容是以游牧经济为基础、游牧文化为特征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演进，是草原人类历史、社会人生、天地万物以及情趣追求、审美、崇拜、活动的最大载体和形象化的表现。如蒙古族长调民歌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形式，早在蒙古族形成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蒙古族长调民歌旋律悠长舒缓，结构独具特色，歌词蕴涵哲理，内容极为丰富，是蒙古族民族精神、情感，音乐和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草原和蒙古民族游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承载着蒙古民族的历史，是蒙古民族生产生活和精神性格的标志性展示。根据有关专家研究和民间歌手的经验与实践，蒙古族长调歌曲演唱艺术主要来源于马和驼的各种步态，马的步态有慢行、疾走、轻颠、小跑、狂奔等等数十种，每一种步态中又有各不相同的细微区别。这就造成蒙古族长调演唱艺术的丰富多彩和复杂多变。有的学者在研究哈扎布的演唱风格时发现，他在演唱长调歌曲心情激动进入高潮时，就会像斜跨在快马背上的青年一样前胸直挺，双肩微动，身体轻抖。进入这种状态，他的演唱就会非常完美。当问到他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时，他曾解释：“不管在哪里演唱长调歌曲，只要在情感意识中出现稳坐马背，眼睛和胸膛里看到和想到草原无限神奇的风光，那么，节奏、情绪、色彩等等全部都会调配得当，演唱也就会取得成功！”这也说明长调艺术产生于蒙古族这一马背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离开了这特定的生活环境，长调艺术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草原独特、鲜明的地域特色为北方民族文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如史诗《江格尔》对古代卫拉特部落的生活环境作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渲染。蔚蓝的宝木巴海，高耸入云的阿尔泰山，翡翠般的千里草原，一望无际的银色沙漠，嘶鸣奔腾的马群，玛瑙般的牛羊，光芒四射的巍峨宫殿，构成一幅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草原特有风景画。在辽阔的草原上，牧马人拿着套马杆翻过高山，越过湖泊，追逐奔驰的烈马的精彩场面，嫩绿的牧场上举行着的“好汉的三种竞赛”的情景，令人神往。
连续获得三次全国短篇小说奖的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力求展示鄂温克人真实的生活，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是对特有的原始森林风光的展示，也是民族部落生存环境和民族风情的图画。《琥珀色的篝火》中所写的那种雨中原始森林的生存情景，主人公尼库那种就地砍树而迅速制作桦皮锅的动作，那种迅猛猎取狍子而食其肚脏、取其鲜肉用木火烧熟而食的特有生存方式，使人们了解到鄂温克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七叉犄角的公鹿》中那个年仅13岁的“我”和“我”面对那群公鹿和狼群的奇特情形，只有在北方的原始森林中才会出现。作为鄂温克族的第一代作家，他将本民族的生活、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心理带进了当代文学创作领域，多方面地表现出这个民族的个性和风采。
强烈的抒情性和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是北方民族文学艺术的另一个主要特征。马背民族生活在旷阔无垠的北方草原，打马放牧，牧歌悠远的日子，造就了他们不羁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情怀；金戈铁马，与狼共舞的岁月，造就了他们勇敢顽强、气吞山河的气概。少数民族重感情，重情谊，形象思维丰富发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诗化思维；他们以诗歌代言，以歌舞传情，人们生活时时处处离不开歌舞，社会生活各方面都诗化了、艺术化了，少数民族被誉为“诗的民族”，民族地区被誉为“歌舞之乡”、“诗的海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丰富性和抒情性的表现。
《蒙古秘史》是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书面文字经典作品，它开创了运用塑造形象、抒发情感等文学表现手段来记述历史事实，以散体为主，韵体为辅，韵散结合，历史与文学相结合为特征的蒙古族历史文学体裁。《蒙古秘史》继承蒙古族古老的族谱世系、实录记事及口头文学传统(它是以前各类民间文学的集大成者，其中有很多神话、传说、萨满祭词神歌、祝赞词、民歌以及英雄史诗或者它们的片段和因子)，以散韵结合的文体及形象描绘和历史编年相结合的手法，真实生动地记述了12世纪末至13世纪上半叶在蒙古高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蒙古秘史》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像纯历史著作那样古板，而是非常的生动、形象，其中描写的许多人和事，有情节、有细节，有人物对话、有心理描写，读起来不但具体可感，而且时时拨动人的情感心弦。《蒙古秘史》作者明显的思想倾向不仅通过它记述的形象性自然流露出来，而且常常以作者的口吻或作品人物的口吻将内心的思想感情直接抒发出来，达到以情感人、以情塑像、以情咏史的目的。《蒙古秘史》这种浓厚的抒情色彩，不但是一般史书所没有的，甚至也是一般的叙事文学作品所不及的。《蒙古秘史》的作者不但对历史事件进行了非常形象的叙述，而且还运用形象的抒情的文学手法，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除突出地塑造统一北方各部，缔造蒙古帝国的封建君主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外，还刻画了王罕、札木合、诃额仑夫人等100多个个性鲜明、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蒙古秘史》所开创的这种历史文学的创作手法深刻地影响后世文人，激发他们创作出《黄金史》《蒙古源流》等许多优秀的历史文学巨著，使历史文学成为一种很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传统。
独特的语言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法也增强了北方民族文艺的抒情性和浪漫色彩。如蒙古族英雄史诗融合穿插蒙古族古代民歌、祝词、赞词、格言、谚语，以及大量采用铺陈、夸张、比喻、拟人、头韵、尾韵、腹韵等，直到今天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不可企及的典范。
口承相传是北方民族文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缺乏文字记载是草原文化最大的缺陷，当初在欧亚大陆驰骋的游牧民族非常多，但是到后来都变得无声无息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文字。文字是保持文化储存和文化信息的重要手段，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关于北方民族先民们所在的那个年代的生活场景、生产生活方式的许多内容和情景，后人只能在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说中进行合理想象和推测，来感受体验先民们生活的环境、场景和心情。
北方草原民族很长时间没有文字，许多记载大多是通过口传文化遗存下来的。口承文化是一种集体的创作和传承活动，在我国各民族、各地区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民间的口头创作是文学的源头和母体。据研究，关于远古时期蒙古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中保留的篇章形式和民间口传文学的古代遗存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北方草原民族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是经常进行转换的。如有关成吉思汗历史故事活动的传说《征服三百泰亦赤兀人的传说》《孤儿传》《箭筒士阿尔嘎聪的传说》等，原是民间传说或民间叙事诗，后来被写入《黄金史》《蒙古源流》等历史文学。18世纪喇嘛诗人莫日根葛根罗桑丹毕坚赞的许多诗歌创作流传民间，转化为民歌传唱；19世纪中后期的书面文学“故事本子”经过民间艺人的说唱转化为书面文学“本子故事”，“本子故事”经过文人的记录加工又转化为书面文学“故事本子新作”。
草原文化的保护和民族文艺的创新
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护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或者民族性较强的文化，对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果抛弃民族文化传统，没有任何特色，则在世界民族之林失去地位，同时也在国际政治中失去影响力。因此，保护草原文化意义深远。不过，应该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我认为，对草原文化的抢救保护要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方面，从抢救保护的角度考虑，要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草原文化有许多是传承的文化，代代相传、口传心授是其独特的传播延续方式。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在于广大民众，尤其是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积极参与。正因为有了这些传承人，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才得以保存，得以流传至今。保护好这些传承人，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关心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带徒弟，传技艺，使他们得以完成保护遗产的心愿，是政府部门以及有关领域的历史责任。这种关怀，不仅仅是单纯地改善传承人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他们能够不脱离他们的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文化土壤，一旦脱离开这样的现实基础和文化土壤，他们所代表的文化遗产就会逐渐地褪色和干枯。有意识地创造优良的传承环境和真实而非虚构的文化空间，为遗产的传承营建良好的文化氛围，是一件需要精心思考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
蒙古族长调民歌是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口传文化，堪称蒙古音乐的“活化石”。也正是由于长调这种口传性特点，通过演唱者的歌喉得以传承，同样的作品不同人演唱可以风格迥异，长调常“附着”在传承人身上。现在著名的长调演唱艺人、流派代表人物有的年事已高，有的相继离世，一旦师承关系得不到延续，独特的演唱方式、方法不及时传承，就会危及长调保护与发展。内蒙古著名长调歌王哈扎布辞世对长调艺术造成的巨大损失，又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从继承发展的角度考虑，既要保持草原文化的原生态又要注意它的活态传承和扩展。然而时代是飞速发展的，所有的文化形式都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我们很难把历史的生活方式全部原样地保存下来。我们也不能以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名义，来牺牲部分民众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因而，保持“活态”传承和扩展，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最理想的境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要素，有机地存活于共同的社区或群体之中构成非物质的生命环链，并且它还在不断的生成、传承乃至创新。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已经死去的东西，而是一个活态的，不断传承、发展、创新的东西。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让保护对象在当地传统生活文化根基上原真性或原生性地沿袭传承。
近年来，乌力格尔的发展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牧区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新的艺术形式的不断涌现，乌力格尔的听众和演唱者逐渐减少，乌力格尔正悄然退出人们的生活。
乌力格尔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乌力格尔的保护，既要注意在舞台、电台、电视台等平台上的传播，因为这是现代社会有效的传播形式，有利于乌力格尔的发展；更要注意整体性的保护，把工作重点放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和恢复乌力格尔在群众的生活中传播、发展、创新的传统。
继承和创新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承的，继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继承。重于师承前辈的传统谓之继承，而传统继承下转化为更新演进称之创新。这是因为，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活态”的。只有活态，才能流传保存下来，否则就成了化石。而要保持活态，就必须创新，新东西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如果没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老一辈舞蹈艺术家对蒙古舞和其他民族舞蹈的发展创新，那么后来蒙古舞跳遍全中国，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影响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现在普遍看好的杨丽萍的《云南映象》也不是纯粹的原生态，而是经过变化了的。要跟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禁变就会停滞。所以，继承发展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必须进行创新。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加强学习，向传统学习，向历史学习，向生活学习，向外来文化学习，从而全面提高艺术创作者的素质。艺术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精品是来自生活的，是需要民族历史文化去哺育，自然和真诚去浇灌的。为了得奖去创作，为了应付晚会去创作，为了经济利益去创作，往往是出不来好作品的。静下心来，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深刻体会和理解草原文化博大的内涵，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这也是被成功的艺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