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明与中国北方的生态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环境与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只有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能够非常融洽相处的文明才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也可以说，才是成功的文明，而游牧文明正是这样一种成功的文明。相对来说，农耕文明尽管更为发达，却最终将毁掉生存的根基，因而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也是一种不算很成功的文明。于是在北方草原上，游牧文明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
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
最早的原始初民，按一般的考古学观点起源于非洲大陆，在漫长的地质史时期，由于气候的改变引起生存环境的变更以及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压力的逐渐增加而逐步迁移到其他的大陆，并且由于地理隔绝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亚人种。
这些原始初民所属的就是原始采集狩猎文明，在生存压力并不大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移，以获得更丰厚的食物，这从对非洲一些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推论。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虽然缓慢但仍然不断增长的人口，生存压力变大，许多物产并不那么丰富地区的部族不得不采取强度更大的劳动，而对于草原地区来说，采集的基础原本非常薄弱，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依靠捕猎，不得不跟随着兽群的迁徙而迁徙，以便获得足够的肉食。在这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蓄养动物比起单纯地追猎野生动物来说更有保障，养畜业便慢慢发展起来。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也许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但在生存压力不那么大的时期，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发展畜业并不怎么合算，于是畜业的产生只有在凭采集狩猎无法获得足够丰厚的回报之后了。
但是为什么畜业最终发展成游牧文明而不是像现在政府所推行的那样定居圈养或放养呢？这也许是由于畜业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对野生畜群的松散性控制发展来的，而定居蓄养需要较繁重的劳动，如果没有明显的优势，并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放弃游牧。马的驯化则更为游牧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对于放牧的畜群能够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然而更重要的是，北方草原自身的生态特点决定了定居畜养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遭到摈弃。
我国东南临海，受海洋季风影响，越往西北，越近大陆中心，季风影响越弱；相反，来自西伯利亚与蒙古的高压作用越来越强。故从东南向西北，降水越来越少，干旱程度也随之增加，植被类型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特征。由东南向西北可分为温带草甸草原、温带典型草原和温带荒漠草原。最优质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东部、科尔沁等地的草甸草原的年降水量也不过在350—550mm之间，土壤有机质含量虽一般在4%以上，平均产草量在1500kg/hm2左右，但仍旧无法承受定居畜养的放牧强度；那些年平均降水量仅150—250mm，年平均气温仅约2—5℃，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低于2%的西部草原便更无法承受定居放牧的压力，只需几十，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草原便会退化到无法收集到足够的饲料喂养牲畜的程度。如呼伦贝尔大草原自1958年建立了25个国营农场，进行大规模的定居垦荒之后，仅一二十年就退化成为呼伦贝尔沙地。而有关试验经过5年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过度的割草会使地上生物量大大降低，对草原退化有很大影响。年年割草的牧区地上生物量只有割一年休一年的牧区地上生物量的76%。因此经过长期的实践之后，游牧文明成为草原民族的主体文明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建立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情况之下的。
二、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及其引起的生态破坏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伴随着中国古代北方边境历史的始终，而这种冲突和融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方边境的生态环境，反过来，生态环境的变迁又导致了文明的变迁。尽管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影响，但传统史学的盲点并不能抹杀这种影响的实际存在。
下面这张表是中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主政中原的简表：
时间 中原王朝 游牧民族王朝 游牧民族
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秦汉 匈奴
220年至581年 魏晋六朝 匈奴
386年至556年 魏及其前后的北方汗国 鲜卑、突厥
581年至907年 隋、唐 突厥
907年至1123年 辽 契丹
960年至1279年 宋 契丹、女真
1115年至1234年 金 女真
1206年至1368年 元 蒙古
1368年至1644年 明
1616年至1912年 清 满洲
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对历史的争夺从来没有中断过，而其背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想到对环境的破坏，一般会想到连年的征战。战争固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历史上对北方边境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中原文明为了抵御游牧文明的侵袭而采取的移民塞边和屯田制的措施。
我们根据上面这张简表，稍微梳理一下史料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事实，凡是农耕文明的王朝或被农耕文明同化的游牧文明王朝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区，生态环境就遭到大规模甚至毁灭性的破坏。首先是秦朝，虽然曾有移民开垦今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一部分草原，但乍兴即废，对当地自然生态未能造成严重破坏。因此，直到西汉初期内蒙古草原的自然环境还是很好的。但是到了汉王朝，因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控制权，曾几次出兵今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汉武帝时更迁徙70万人开垦黄土高原，使原来的牧区变为农区。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开垦使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开始发生局部恶化，因此到东汉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汉族移民的种植业趋于衰微。鄂尔多斯地区的沙丘大约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
从东汉末期到唐朝初期，内蒙古草原的所有权回到游牧部落手中。由于传统的游牧型草原畜牧业成为主导产业长达四个多世纪，草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鄂尔多斯地区先前出现的沙丘并没有扩展。被称为大碛的沙丘，也仅是当今库布其沙漠的雏形。 唐朝的中后期，是继汉朝之后较大规模开垦内蒙古草原的一个时期。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在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开辟屯田，并在边境上修筑了三个受降城作为屏障。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再次大兴屯田。尽管唐代在内蒙古草原的垦殖没有达到汉代的规模，但由于这时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已不如汉代，导致了迅速荒漠化的结果，鄂尔多斯地区南部已有风沙肆虐，库布其沙丘开始扩大并以普纳沙、库结沙等名字为世人所了解。唐朝屯田制后来迅速由盛转衰，就是其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自然报应。
辽、金、元三代的三百余年间，内蒙古草原基本上属于游牧部落所有。尽管在此期间有过相当规模的屯田，甚至辽朝还在内蒙古东南部利用汉族移民发展过种植业，但与汉、唐时期的以耕代牧不同，所实行的是以耕助牧政策，没有形成滥垦局面。况且，与鄂尔多斯等西南部地区比较，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对人类开发活动的承受能力强。根据《蒙古黄金史纲》关于成吉思汗临终前不久行经鄂尔多斯地区时对此地风光的赞美，可以断定该地区的沙化趋势在元代至少已经减缓，甚至完全停止。
到了明代，除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再度出现屯兵驻扎外，已有许多内地贫民作为雁行式季节性移民或常住移民自发地迁入内蒙古地区，在隆庆和万历年间（公元1570--1582年）达70.5万人，导致农耕规模再次扩大，喀拉沁、土默特地区的开垦情况已达近似于当时内地的程度。
在规模和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原地区传统游牧业产生深刻影响的进程出现于清朝后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王朝废止以前实施250余年的关于限制汉民移居蒙地的边禁政策，正式开放蒙荒，并改私垦为官垦。清统治者在内蒙古实施的这一所谓新政，敞开了内地汉民大量涌入草原地区的门户，开始在察哈尔、乌兰察布等西部地区，尔后在昭乌达、哲里木等东部地区有大批汉民移居。在1902--1908年的所谓移民实边的高潮中，内蒙古西部地区共放垦土地757万亩，东部地区放垦土地2450万亩。导致康熙亲征葛尔丹时还是生计周全，牲畜茂盛，较他蒙古殷富。……水土、食物皆甚相宜的鄂尔多斯地区，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变成生计不周全、牲畜不茂盛、较他蒙古贫穷的地方了。
如果我们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一段历史的话，就应该承认，北方边境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并不是古即有之，也不是战争使然，而是农耕文明静态的生产方式对游牧文明动态的生产方式的挤压所造成的。正因为静，农耕文明在定居点垦田植荒，以防御性的态势应对游牧文明的侵袭，而这种屯田实边的生产方式最终因为不适于草原生态而随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强弱、战和，数度兴废，始终无法确立稳固的统治。
三、 游牧文明的特点及其习俗和观念对生态保护的意义。
“上有腾格里之熳火,
下有额托格地母之热力,
以精铁为父,
以榆林草木为母。”
——蒙古族《祭灶词》：
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落后和应改造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游牧文明始终存在着一种活性因素，它遵循着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蒙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就用一种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了牧民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生物再生原理的深刻理解，并且认为“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无常，包含变化、运动之意。当《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随着农耕文明的生根和发展越来越严密而消逝时，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却始终张扬着，并且和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的性格结合起来，成为保持草原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文化因素。
蒙古族的民间诗歌中，有这样两句诗：“牧人爱宇宙/宇宙赐给我们幸福，牧人保护宇宙/苍天交给我们的任务。”而《十三首阿尔泰之歌》中也有“吉祥安康的阿尔泰山啊/所有宝物、资源供牧人享用，辽阔无边的美丽壮观/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牧人永远保护您安康。”的诗句。如此直白地表述人们有保护大自然的责任的话语，在农耕文明中是绝难找到的。即便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最倾向于天的道家，也不能如此自觉而清晰地表达出人应当保护自然的观念。这还是在农耕文明的惰性因素没有完全强化，原始采集狩猎文明遗留的及与游牧文明交互影响而存在的活性因素仍旧占有一席之地的先秦时期。秦汉之后，随着农耕文明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定胜天的观念和消极企求神灵保佑的世俗观念逐渐盛行，明确提出要保护自然的声音，除了宗教的影响外几乎就不再能够听见。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蒙哥于1251年登上蒙古大汗宝座时，在发布的登基诏书中说：“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锁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 这样的言辞，中原农耕文明中，哪一个帝王能够说得出来？难怪有学者慨叹，西方文明的血统来自于游牧文明，只有游牧文明的活力，才能发展出对自由的强烈追求。
而游牧文明的习俗同样表现出相当强的生态保护意识。“极为了解土壤荒芜结果的蒙古人，为保全牧场付出很多心血。例如怕秋季野火烧毁牧场而警戒，不耕土地或挖坑穴，……结果确实是避免了牧场的荒芜化。” 不仅如此，丧葬文化中也体现了尊重自然规律的特点，重生轻葬。他们或野葬，将死者装入白布口袋，或白布、土布缠裹全身，载于牛车，送至荒野，任狐狼、野鸟啄食；或火葬，即以火焚尸。将死者驱车适野，置于空地上，覆以干树枝干草，点火焚之。烧尽后，将白骨碎块抛撒四方；或土葬，尤其古代蒙古贵族行深葬。《黑鞑事略》亦云：“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无论野葬、火葬、土葬，均不修坟冢，“使生从土中来，死亦归土中去”，完整地实践着自然循环、生物再生的生态学原理的领悟。
结语：
此文褒游牧而抑农耕，并非全盘否定农耕文明，而是试图从生态变迁的角度，更正人们对游牧文明的歪曲认识，（当然，除了生态的角度，其他方面，游牧文明也有许多优于农耕文明的地方，但这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略去。可参见孟驰北教授的《草原文化和人类历史》）并且能够明白，对于北方草原地区来说，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不适用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只有弃行政命令式的强令定居而改尊重游牧文明的特点和习俗，改进轮牧的方式，用更符合草原生态规律的途径改善牧民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才能保证北方领土不被沙漠化所侵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