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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游牧政权的建立者

2016-01-25 11:28:16 | 来源:草原文化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许浩成
摘要:      匈奴人最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政权,从而使我国北方草原跨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公元前209年,匈奴部落首领头曼单于之子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在北方草原上第一次竖起了游牧民族政权的旗帜。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浩瀚的北方草原曾经是众多游牧民族的摇篮和活动舞台。在这里,他们不仅创造了文明,传承了文化,而且还为今天我国辽阔版图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说到历史上的北方草原民族,自然首先就应该提到匈奴。匈奴人最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政权,从而使我国北方草原跨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战国时代,“匈奴”之名开始见诸我国史乘。据记载: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等国帅匈奴共攻秦,可见这时的匈奴已经是我国北方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元前209年,匈奴部落首领头曼单于之子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在北方草原上第一次竖起了游牧民族政权的旗帜。

冒顿单于立国后,东征西讨,“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此后,又征服了居于北方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诸族,完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大统一。匈奴所控制的范围北起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及河套地区,东起辽东平原,西迄天山南北。“龙庭”(即单于庭)设在河套、阴山一带。匈奴政权的建立和其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原各游牧部落、部族得以消涂以往彼此之间的壁垒,获得了在相当大范围里相互交往的必要条件,随之而来的就是各游牧部落、部族之间弪济、文化空前规模的交流。在这种经齐、文化的交流中,游牧文明得到了互相交融、迅速发展。可以说匈奴游牧政权的建立,使此前游牧文明发展的端绪汇聚于一体,匈奴则成为了这种游牧文明的当然代表。

游牧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匈奴社会已然踏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司马迁所说的“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正是这种状况的极好说明。跨入文明时代门槛后,由于其统治范围广大,社会内部相对安定,匈奴社会开始在广泛融合各游牧部族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了更全面、更典型、更发达的游牧文明。

匈奴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游牧业。匈奴人的衣食住行无不取之于游牧业,他们的行动也无不服从于游牧业。通过历史记载可以看到匈奴人生活状况的一些情况:他们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食畜肉,衣皮革,住毡帐,盛行收继婚制,保留着殉葬制等等。匈奴政权的建立,使匈奴社会的经济生活得到了较为安定可靠的空间、时间条件,因此,他们发展了相当发达的游牧业。当然,这时的狩猎业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还没有完全丧失它的意义。在从事畜牧业、狩猎业的同时,他们还发展了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手工业主要有:冶铁业、铸铜业、陶器制造业、木器制造业、毛织业和皮革业等。匈奴人的商贸活动尤为活跃。匈奴人的贸易活动主要是在匈奴社会内部以及匈奴与东胡、西域、中原之间进行的,此外,还通过西域与中亚、罗马帝国发生了间接的贸易关系。其中尤以与西域、中原贸易规模较大,重要性突出。与中原的贸易主要是通过与中原王朝“合市”、“通关市”的形式实现的。虽然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我们难以洞察贸易在匈奴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但匈奴与汉朝对西域地区的反复争夺,控制与西域诸国的贸易权,控制通往亚欧大陆纵深的商道,取得贸易方面的利益显然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由此可见,贸易之于匈奴社会的重要性,在他们身上,的确体现出了强烈的“商业精神”。

匈奴政权的政治体制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是“行国”体制。“单于”既是最高行政首领,也是最高军事统帅。全国分为左右二翼,设左右贤王等各级职官,百姓全民皆兵,军政一体,社会组织按十进制组编。匈奴社会中的法律和军事受到游牧经济和社会制度等的强烈影响,从冒顿单于建立匈奴政权开始,它们就开始具备了国家机器的形态和特征。匈奴的法是不成文法,多由以往的习俗与禁忌演变而来,即所谓的“纳礼入刑”。司马迁对匈奴法做过简要明了的记述:“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人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这样的法与同一时代的汉律相比较,要宽松简捷易行得多。

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带有萨满教特点。每年五月,他们大会茏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他们敬仰天地日月,单于称为“撑梨孤涂单于”,意为天子单于。在写给汉朝皇帝的信中,经常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是天之骄子。有学者认为:“尊天、崇拜天——直至崇拜日月星辰,把苍天、日月看成宇宙与人类万物的源泉,世界与人类的主宰——万物生成共源的观念,就是匈奴人及北方诸族普遍的世界观与宗教信仰。”此外,匈奴人还有崇拜偶像的习俗。

匈奴人每年进行三次盟会,时间分别是正月、五月、九月。正月的盟会“诸长小会单于庭”,是一种小规模的“贵臣会议”,其主要内容是决定军国大事。五月、九月盟会的规模要大得多,也更富有宗教色彩,其中九月的大会“课校人畜计”则是一项重要内容。在一年之中除三次固定的盟会外,遇有特殊情况或事务,随时召开盟会加以解决。

匈奴的军事训练从幼儿时期就开始了,“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这对于青少年掌握骑射技能、熟悉军事知识,无疑会起到早期启蒙作用。成年“甲骑”主要是通过经常的集体狩猎或实际战斗得到军事训练。匈奴的战法,最为突出的是善于运用远距离奔袭、大规模包抄以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按照《草原帝国》一书的说法是,他们对“敌人发动突然攻击之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现,紧紧追随敌人,而不让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猎物一样,他们折磨对方,拖垮对方,直到他们的对手筋疲力尽”。可以说匈奴人是运动战的创造者。

自冒顿单于立国到89年、90年、91年,北匈奴三次败于汉朝军队后西迁,匈奴政权在北方草原上活跃了整整三个世纪。此后,匈奴人或是西迁中亚、欧洲,或是入居中原,或是融合于其他草原游牧民族,最终渐渐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尽管如此,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政权的游牧民族,它把“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使此前各游牧部族、部落创造的游牧文明得导以在更大范围内交融发展,形成了以匈奴为代表的、空前发展的游牧文明,开启了我国乃至世界草原游牧文明的先河,为后世草原游牧民族树立了文明的圭臬。有学者这样评论道:“在后世的毡乡生活中都不免或隐或显地再现匈奴的身影。”事实也正是这样,匈奴民族所创造和发展的游牧文明的各个要素,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被后世亚欧北部草原带的其他游牧民族所继承,并在草原上流传千古而不绝。因此,可以说,匈奴民族既是我国草原游牧文明的开先河者,又是世界范围内游牧文明的重要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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