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被称为蒙古勒津,蒙古勒津本是部落名称,历来被用来代称阜新地区。蒙古勒津独具特色的民间优秀文艺,不仅是蒙古族文化的瑰宝,而且为我国文艺百花园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色彩。目前,由于诸多原因,蒙古勒津民间优秀文艺的生存、发展、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艺人减少。蒙古勒津民间优秀文艺的创作、表演主要以职业和半职业民间艺人为主。如东蒙短调民歌主要是民间涌现的大批职业和半职业说唱艺人,身背四胡、走村串户、到处演唱,把短调民歌带到各个角落,还随时把当时当地的真人真事编成新的短调民歌进行演唱。解放初期,蒙古勒津约有300多个蒙古族村屯,每个村屯都有10多位歌手。而现在40岁以下的人,脑海里已没有“民歌”这一概念。《蒙古勒津历史》记载,清末民初,是蒙古勒津乌利格尔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艺人在蒙古勒津至少有150人,到20世纪70年代末,蒙古勒津还有蒙古语说书艺人35名。在蒙古勒津地区经常说唱的书目有60多部,而如今,虽继续说书,但艺人已寥寥无几。
受众减少。蒙古勒津在蒙古族中享有“歌海”之美誉,有“三人同行,二人是道古沁(歌手),一人是胡尔沁(说书艺人)”之佳话。一方面说明蒙古勒津民间艺人人数多,另一方面说明蒙古勒津民间文艺受众广泛。然而现在,人们再难潜心欣赏民间文艺。
传播方式不多。一些蒙古勒津民间优秀文艺没能被广泛传播,只在小范围内研究,如蒙古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传播方式。在传播语言上,大多只用母语,即蒙古语传播;传播媒介上,仍以传统媒体为主;范围上,局限于本地区。所以,知者甚少,没有形成影响力,使蒙古勒津民间优秀文艺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没被广泛认知。
后继乏人。蒙古勒津民间优秀文艺大多以自在方式流传,没有曲谱,没有唱词本,没有人专门教授,没有明确传承谱系。其传承人担负着继承、传授等多重角色,在保存、发展、传承民间优秀文艺方面有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老一代艺人相继离世,传承人日趋减少。近年来通过鼓励拜师、办培训班等方式,培养了一些歌手和说书艺人。然而培养出的新人和过去老艺人相比,总人数少,代表人物更屈指可数。同时他们表演的民间文艺种类有限,老歌手一个人能唱几十首民歌,而新歌手有的只能唱几支民歌,后继乏人的状况十分明显。
语言环境弱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蒙古语使用环境受到外来语言的冲击,生长、发展于母语基础上的蒙古勒津民间文艺的保存、发展、传承,面临的挑战就更为严峻。
多样文化的巨大冲击。蒙古勒津地区民间优秀文艺反映的内容多以当地生产、生活为主,形式是蒙古族传统的说、唱和说唱结合的民谣、祝词及具有蒙古族特色的安代舞,经箱乐等。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其题材、体裁、语言等,都是在外来文化影响相对较小,发展环境较为单一的蒙古族文化氛围中兴起、发展和繁荣起来的。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传统的以口口相传、自编自演的民间文艺在时效性强、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交互性好、形式多样的新兴媒体面前,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生产方式的改变。《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志》记载,光绪末年,阜新地区全部开垦,完成了由牧业经济、农牧业并举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文化也由游牧文化逐渐转变为农耕文化。早期用朝尔说唱长篇叙事史诗《格斯尔王传》《成吉思汗传》,发展成说唱章回体小说的乌力格尔。蒙古族长调逐渐转变为短调民歌。现在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期,短调民歌中的叙事民歌又发展成蒙古剧。而民歌的表演,也从过去的走村串户,转变为在年、节和喜庆的时候被人请到家里演唱。萨满舞蹈随着萨满教的衰败,也被民间安代舞替代,而到现在则发展成为具有健身功能的广场舞形式。其它民间文艺,如祝词、颂词等也在大量减少。正如德国著名艺术史学家格里塞所说:“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的,次要的。”
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传承链可能断裂。蒙古勒津民间优秀文艺的形成期,是在农耕经济时代。那时候的艺人、受众,从年龄上看,大约是1980年前出生的人,而1980后出生的人群,从启蒙开始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比较严重,他们对现代文化的接受远胜过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也没有父辈那样深厚,保护、传承便少了些使命感和责任感,由此,可能导致传承链的某些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