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古道上的昭君渡

　　如今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昭君渡”(资料图片)

文/莫久愚

在内蒙古黄河沿岸有多处被称之为“昭君坟”的地方。除了位于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畔的昭君墓外，最著名的大概要数位于今天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黄河南岸的昭君坟了。

在阴山脚下一路向东奔流的黄河，途经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西北与包头市西南的地段时，突然向北盘绕出一片“山”字形突出部，将昭君坟揽入南岸。

“昭君坟”位于这片“山”字形地块的东部，在它东南约2公里的地方就是昭君渡，这是一个使用了两千多年的黄河渡口，至今仍然是这一带黄河两岸往来的重要通道。只不过由渡船变成了浮桥。在渡口东北方向约20公里处，是位于包头市九原区麻池乡的麻池古城，今天的历史、考古学者们大多认为，这座古城就是秦代的九原郡和汉代五原郡的郡城。而在南面稍远的鄂尔多斯漫赖草原上，可以看到很多被当地民众称作“古路豁子”的遗迹，一些互不相连的梁阜，被挖开宽50米左右的豁口，豁口之间遥遥相对，连成一条笔直的线，那就是“秦直道”的孑遗。

如果仔细梳理、揣度有关历史记载，会发现有些重要的历史活动与这里有关。

秦直道北端的渡口

公元前215年，为秦始皇入海求仙、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一位方士，在东海中没有找到神仙，却带回一幅有文字的图，上面写着一句谶语：“亡秦者胡也”，这提醒秦始皇注意到匈奴问题。当时在阴山南北、鄂尔多斯高原乃至陕北活动的各游牧部族，正经历着一个匈奴化的过程。“匈奴”正成为众多游牧部族的共同名称，他们正在集结为一个强大的力量，让这位刚刚扫平“六国”的始皇帝很不舒服。于是他发兵30万，让大将蒙恬统领北击匈奴。蒙恬先是收复了秦昭襄王时就曾占有过的“河南地”，即今天的鄂尔多斯地区，然后越过黄河向北扩张，将匈奴驱赶至阴山以北，接着沿阴山一线修筑长城。这条西起甘肃临洮(今岷县)东至辽东的长城，多数地段都在今天的内蒙古地区。东线的几段长城是利用了战国时代的燕、赵长城加以修缮、连接而成。到了秦王朝后期，由于帝国的迅速扩张，原来的农牧交界地带几乎都被这个新兴的帝国所占据，大大压缩了匈奴人的活动空间。同时，大规模的移民和农业开发也在这一带展开。对于秦王朝而言，防范匈奴人卷土重来，甚于防范六国贵族的复辟。北方长城地带成为秦帝国至关重要的北大门。

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支撑是交通，为使边疆守御系统贯通一气，便于向阴山一线边地运送粮草装备，调集兵马，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下诏蒙恬修筑“直道”。从秦的首都咸阳向北，经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子午岭山脊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一路削掉山丘，填平沟壑，由昭君坟旁的渡口越过黄河抵达九原郡，将帝国的心脏区与新拓展的北方边地连接起来。这个渡口就是这条秦直道北端越渡大河的要津。

然而，这条宽敞气派的北方大通道并没有将秦王朝引向更辉煌的前景，相反，秦始皇和秦帝国似乎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向终结的。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年)，秦始皇开始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原计划在东游后折向北方，巡视北方边塞、然后由九原郡经秦直道返回咸阳。不料始皇帝出函谷关循太行山前大道东行至沙丘(今河北巨鹿、广宗一带)时，便暴病而终了。按照正常的情理，这支庞大的出巡队伍，本应立即由原路返回关中发丧。可是，为了隐瞒秦始皇的死讯，运载他遗体的辒辌车却舍近求远，仍然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沿北方的代郡、雁门、云中诸郡，一路西行，由阴山脚下的九原郡南下秦直道，回到都城。在这支绕道而行的车队中，一个事关秦帝国命运的阴谋也酝酿成熟了。一道道假冒秦始皇的诏书从这支车队中发出，逼迫帝国的合法继承人扶苏自杀，剥夺了大将蒙恬的军权。

阴谋家们忌惮的是手控强兵的蒙恬，和秦始皇的嫡长子扶苏。当时秦帝国最强大的力量是驻守在北方边郡的武装，作为驻军监军的公子扶苏，是胡亥篡位的最大障碍。应该说，这个阴谋也是十分缜密的。在胡亥、赵高、李斯等人抵达九原郡之前，已经得知扶苏在接到“诏书”后顺从地自杀了，蒙恬也被囚系在狱。这时，执掌北方边防军的主帅，已经换成蒙恬原来的裨将王离。一次离奇的篡位，就这样在一个行进中的车队中完成了。阴谋家们的成功，却是秦王朝走向末路的起点。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广为人知，这个历史上最卑鄙的阴谋最终葬送了秦帝国的前途，“亡秦者胡也”这句谶语是在秦二世胡亥身上应验的。

当时这个簇拥着秦始皇遗体的车队由九原郡南下秦直道，也一定是自今天的昭君坟旁的渡口渡过黄河的。这是秦直道凿通后第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昭君由此出塞北

昭君坟隔河东北方向的麻池古城，在汉代是五原郡的郡治所在。古城周边曾出土过“单于和亲”、“单于天降”瓦当，这些瓦当面文作为历史上汉匈关系、甚至是昭君出塞的实证，被学者们一再引用发挥。比起唐代才见之于杜佑《通典》的呼和浩特“青冢”，这座昭君坟与昭君出塞的真实历史似乎有着某种更为直接的关联。

公元前209年，也就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反秦起义的那一年，刘邦正式称帝的前三年，匈奴王子冒顿杀掉自己的父亲头曼自立为单于，这是匈奴帝国正式建立的标志。秦灭亡后，当刘邦和项羽忙着争夺天下的时候，阴山南北草原上的匈奴人正逐渐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幅员辽阔的草原帝国。

楚汉战争结束后，汉王朝也将目光投向了北方。公元前200年，踌躇满志的汉高祖刘邦挟着战胜西楚霸王的余威，亲率30万大军向匈奴示威，他显然低估了匈奴人，结果在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的白登被匈奴人包围了七天七夜，不得不派人向单于的妻子行贿，才逃出重围。这次让他惊恐不已的白登之围，导致汉王朝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当时在秦直道上经常出现的，除了运送粮草的辎重和来自内地移民队伍，应该还有汉匈之间送亲迎聘的仪仗。

整个汉代，秦直道仍然是关中地区通往边郡主要道路。汉初几十年间。大致是在阴山以南一些战国、秦代的故塞旧垒与匈奴对峙。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汉军连续向匈奴发动进攻。将防线推至阴山以北的草原地区。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曾两次途经这里巡视，第二次是登封泰山之后，自泰山东巡海上至碣石，然后从辽西西行九原渡河。这一次是历史学家司马迁陪侍着汉武帝沿直道归还长安的，渡河地点也应该是今天的昭君渡。

随着西汉王朝的势力进入塞北草原，长安通向边地的道路，也在秦直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北方延伸。

昭君渡口东北方向是阴山山脉中大青山与乌拉山分界的昆都仑峪口，《水经注》中所说的“石门水”就是流经这个峪口的一条季节性河流，今天称“昆都仑河”。这条河道两侧沟谷平阔，可通车马，一直是穿越阴山南北的重要隘口。出昆都仑山口，即《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石门障”，过了石门障就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光禄勋徐自为所营建的“光禄塞”。《汉书·地理志》五原郡固阳县条下注云：“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实际上道出了光禄塞防区塞外列城形势。由此观之，光禄塞与位于今天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的居延塞相似，是由一系列烽燧、关亭、障城、塞墙组成的守御系统，这类守御系统一般是沿着交通要道修建的。光禄塞和居延塞的北端，是由横亘在今天内蒙古乌拉特草原和蒙古国南部戈壁草原上的长城连接在一起的，这是历史上汉族王朝所修筑的最北部的长城，故又称“武帝外城”。它与东西两边的光禄塞、居延塞一起，如同万里长城上向北探出的一个巨大马面，震慑着漠北草原。而这个“马面”的东西两边，恰恰是当时漠南地区通往漠北草原的重要通道。

光禄塞及光禄塞中的光禄城、范夫人城、头曼城以及受降城等地名，作为北方边塞的意象符号，常常会出现在汉唐之间的边塞诗文和昭君诗文中。因为光禄塞所防卫的这条线，地处关中地区正北方向，相对于偏西的居延道而言，在西汉后期已成为往来大漠南北的主要道路，为人们所熟知。由于昆都仑山口南接汉五原郡北部的固阳县和固阳塞城，这条阴山以北的草原路，也被称之为“固阳道”。

近年来，在内地一些文物市场和文物拍卖图录中，又出现了几片带有“单于和亲”、“单于天降”面文的瓦当残片，有的甚至是完整的瓦当面，来路可疑。我总觉得，带有这类文字的瓦当，只应出现在汉匈之间往来的通道上，出现在这些通道上专门接待匈奴来使的客馆驿站遗址中，或是在为迎接来使而搭建的阙门上。它们应该是汉朝人出于礼仪考虑，为这类建筑特意烧制的瓦当。

从《汉书·匈奴传》及《宣帝纪》《元帝纪》的相关记载看，光禄塞和五原郡似乎都有专门接待匈奴来使的客馆驿舍。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匈奴内部纷争中落败的呼韩邪单于入长安觐见汉朝皇帝，《汉书·匈奴传》谓其“款五原塞”，应是经五原郡北的光禄塞而来，或停驻在光禄塞等候。所以呼韩邪单于自长安返回漠北时，才会请求留居光禄塞上。这也说明在和平时期，汉匈间聘使往来，多取道于此。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度由光禄塞觐见汉朝皇帝，请求和亲，导致又一位汉朝宫女远嫁匈奴，这就是著名的“昭君出塞”。也是一次让后世文人吟咏不绝的和亲，在中原与北方民族关系史上具有象征意义。

达拉特旗昭君坟旁的昭君渡，是当时连接“直道”和“固阳道”的一个关键的水陆节点。远嫁匈奴的王昭君出了长安城，沿秦直道一路走来，也必然要从此渡河，经固阳道进入漠北草原。

今天的昭君渡虽因附近的昭君坟而得名，若考虑历史上这一带的实际交通情况，渡口取名“昭君”，可谓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