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生物多样性是草原的一项重要生态功能。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所阐述，千年生态系统提出的生态系统四大服务功能——支持功能、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最终都是通过生物多样性来实现的。”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魁为《中国绿色时报》记者逐一进行了分析。
从草原支持功能来讲，主要是支持土壤形成、水文、生物代谢化学循环，以及其他生态学过程。在这些过程中，都是由草原生物多样性主要参与和支撑的。比如，土壤形成过程中，微生物的作用非常之大。生物代谢化学循环过程中，动物植物微生物都有参与。生态学过程中，植物演替、动物种群增长等，都与草原生物多样性相关。
从草原供给功能来讲，草原生态系统提供了大量草畜产品和植物产品，这些产品的来源，主要是生物多样性。草原上河流淡水的供给，也是因为生物多样性发挥重要作用而形成的草原生态系统提供了涵养水源的功能。
从草原调节功能来讲，对气候的调节一是草原上的植物通过蒸腾作用，减少地面热量，起到降温作用，二是通过控制温室气体，尤其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草原还可以调节径流。草原上的植物和它的生态系统，就像水库一样，把天然降水和冰川融水都储存在生草土中，可以起到调节旱涝的作用，为下游保证水资源供应，类似自然水库的调蓄作用。
从草原文化功能来讲，草原上的生物多样性与草原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分不开的。草原上的很多植物可以制作为绘画的颜料或者染色的染料，很多草原动物的皮毛可以做藏袍、蒙古袍、帐篷等。藏族、蒙古族的姑娘出嫁时，娘家要很隆重地给姑娘陪嫁一定数量的牛羊、草场等，都是生物多样性的文化价值。草原上还有各种节庆活动，如赛马、那达慕等，更是离不开生物多样性。
“就人类健康或福祉而言，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功能可以转化为人类福祉，比如草原提供的药用植物、药用动物，以及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董世魁说，“草原的四大生态功能都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最终为人类的安全和福祉提供了保障。人类的衣食住行、生活质量，包括文化和精神生活，都与草原生物多样性密不可分。一方面，草原的生态功能维护了草原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草原生物多样性为生态功能提供了服务和保证。”
董世魁认为，我国草原生物多样性相对丰富，但也面临着草原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如过度放牧、过度采挖等，导致草原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此外，气候变化也对草原生物多样性带来威胁。草原区本来就是生态脆弱区，要么是在干旱半干旱区，要么是在高寒区，气候变化将改变降水或气温的格局，使得耐旱耐寒的物种受到影响。
“草原不合理利用和气候变化，还可能带来生境或生态系统的退化，这又会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加剧。”董世魁说。
董世魁表示，与森林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生物多样性相比，无论是相关保护地建设，还是相关物种及其生态环境的保护，社会公众对草原生物多样性的重视程度不够，保护意识较弱，甚至停留在“杂草”这样负面的评价上。
“事实上，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保护好草原生物多样性，将促进草业绿色发展，以及大农业甚至工业的良性发展。”董世魁说。
据董世魁介绍，单从物种多样性来讲，草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在中国境内，草原植物有1.5万多种，而森林植物有8000多种，湿地植物有4200多种。草原动物有2000多种，而森林动物有1800多种，湿地动物有2300余种。
在1.5万多种草原植物中，第一类为牧草资源，第二类为药用植物资源，第三类是工业用植物资源，第四类是纤维类植物资源，此外还有可食用植物资源。
“这些资源都与我们的绿色发展密切相关。”董世魁告诉记者，牧草资源可以支撑畜牧业发展，只要把草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关系处理好，牧草资源会继续发挥很强的优势。药用植物资源经过高产选育后，再经人工驯化栽培可带来很大的市场价值。人们可以从工业用植物资源中提取很多工业化学物质，进行制药、造纸等，为工业发展提供大量原材料。纤维类植物资源除造纸等外，有一些还可以作为工艺品纤维进行编织等，也是很有发展前景的绿色产业。可食用植物资源中，比较传统的包括蕨麻、沙葱等，其实现在人们吃得很多粮食和蔬菜，如小麦、水稻、青稞等，都是草原植物驯化后形成的作物。
“1.5万多种草原植物资源是巨大的种质资源库，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众多可依赖的材料，尽管还有很多尚待合理可持续地开发利用。”董世魁说。
2000多种草原动物中，最主要的一大类是家畜——马、牛、羊、骆驼、驴等，草原上共有250余种家畜，其中一些品种的性状特别优良。“把这些利用好，特别是对其肉用、奶用、皮用等方面的性状进行提高，将对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发展起到很大帮助。”董世魁说。
藏羚羊、野牦牛、黄羊、普氏野马、野骆驼等，则是草原上的野生动物资源，其中不少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野生动物具有非常高的观赏价值，可在草原旅游、草原自然公园建设等方面，作为生态产品为人们带来较高效益。“像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远程野生动物观察等活动，能够很好地协调草原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董世魁举例说。
董世魁介绍的第三个方面，是草原微生物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一平方米的土壤中，可能有几十万个微生物，所以草原微生物未来的开发潜力非常大。将其开发为菌肥，可改良农田和肥料，提高土壤肥力。冬虫夏草等特色微生物的培养，也将为人们带来良好收益。草原真菌也是草原微生物的重要代表，即草原蘑菇。青海省的草原黄蘑菇就特别出名，为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草原真菌与冬虫夏草等都是可再生的。
中国的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宣传工作应放在重要的位置。
董世魁解释说，目前，草原生物多样性还没有专门的科学评估，也没有人将其作为课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在我国大专院校的教学体系中，目前没有单独设置的草原生物多样性课程，相关内容也分散在以病虫鼠害控制为主的草地保护学等课程中。在社会公众教育体系里，也没有完整的草原生物多样性内容。在中小学的教育体系里，草原生物多样性的内容更是缺乏。从宣传角度来讲，媒体的作用非常重要。但目前，草原生物多样性的声音太小、地位不高。因此，社会公众对草原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度也较低，没有像对待大熊猫的那种热度，更不如海洋里的海豚和河流里的白鳍豚、扬子鳄等物种受关注。
董世魁呼吁，“草原生物多样性不仅丰富、重要，而且很有特色。中国草原上的藏羚羊、野牦牛、绿绒蒿等，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物种。希望今后各界人士一起努力，更多关注草原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保护，以及科学合理可持续开发利用。”（文：张一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