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女制片
外表文弱的娜仁花也有倔强的一面，碰到原则性的东西决不妥协，这方面的性格倒是有和西方吻合之处。上英国国立电影学院的时候，娜仁花是班上的才女。BBC到学校选五个导演做节目，她是唯一被选中的华人。对于班上任何一个学生来说，这样的机会都是难得的。
被选中后，娜仁花提交了自己的拍摄方案，选题是有关人口的。她决定拍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为此还回国体验生活，发现有很多农村的“超生游击队”在城市寄居着。她想反映农村人为什么生活的那么差还要拼命地生孩子，为什么传宗接代的观念那么重，为什么计划生育工作做起来那么艰难等等。BBC对娜仁花的拍摄计划很满意，但当签合同的时候，她发现编辑权是归电视台所有，这意味着她无法控制样片会是什么样子的。她说这不行，剪辑权应该归我，起码是要互相商议。娜仁花担心的是，西方对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一直很敏感，他们并不是太了解中国国情和农村的落后状态，喜欢把这事和人权联系起来，她怕片子最终违背自己的初衷。
娜仁花对BBC的要求在学校引起了轰动。BBC说这样的合同他们已经没用了上百年，没有任何一个导演有过异议，而一个二年级的学生竟然这样要求。娜仁花说，对于中国的这个问题肯定是我更知道。这涉及的是一个很敏感又不为西方所理解的社会问题，很有特殊性。如果片子曲解了我的观点或者说曲解了事物的本质，拿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放，那我对不起我的国家，我还要回家的呢。那里有我亲人、朋友、前途、事业，有我的一切。我不能因为这样一个片子就把我砸了。她关系到自己国家的形象和自己的前途，如果是拍别的国家的事情她不会有意见。
人们对娜仁花的举动很震惊。因为对一个学生来讲，那实在是一个好机会。另外四个导演都是在英国特别有成绩的纪录片导演。他们对娜仁花坚持的态度很尊重，但是想说服她拍下去，可是合同在那儿、不可能改。娜仁花说：“他们口头说的很宽松，但是我不能相信，合同是有法律效用的，在那个国家他们只认白纸黑字的。”对方要给娜仁花加薪，她说加薪也不行，这不是钱的问题。后来这事到底没有拍成。
娜仁花说这事有过前车之鉴。早些年她拍过张艺谋的片子，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和对方强调文化背景和人文色彩，让他们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意图，可是，片子剪辑下来还是让她很失望，里边说了一些很有政治意味的问题，而那不是自己要说的东西。
所以她坚持：“如果让我拍，那一定是我的视角是我的观点，如果别人借我的材料发表自己的观点是我不能接受的。我自己决定我要说什么，而不能别人来决定我的声音。”
和国外的摄制组片子经常碰到类似的问题，有时冲突很大。在中国拍片，娜仁花受不了她的外国同事们格外关注那些丑陋的东西，她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如果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话，别人也不会看得起你。
心理的落差
东方和西方的生活方式，无所谓好坏，娜仁花都接受并习惯。自称能入乡随俗的娜仁花却一直不能接受西方AA制。她说，在英国，人和人之间很礼貌，也很隔膜，人与人之间很孤立。别看对方很礼貌，但不要指望他帮你。那里的人自由自在，你只要首发就可以了，生活很简单，条条框框都制定好了，只要不出格就行了。没有人情关系什么的。
刚回到国内时，娜仁花总有一种心理落差。在英国被抛弃和远离的观念正被今天的我们所热衷，比如金钱，房子，珠宝啊。他觉得中国崇洋媚外依然很严重。在她协助谢晋导演拍《鸦片战争》的时候，本来说好英国演员和中国演员的待遇一律同等，可是到了中国根本不一样，他们住的是五星级宾馆，中方演员住的是招待所。把西方演员宠成那样，太不尊重自己了。中国人缺乏自信。娜仁花带着她的外国同事在国内拍片子时，娜仁花问怎么不说了，对方说等你翻译呢，娜仁花说我翻给谁？我就是导演，你跟我说就行了。在很多人印象里，中国人多是给老外打工的。如果娜仁花谈事的时候拍板说：“行，就这么定了。”对方会看着她的外国同事们问：“你不跟他们商量商量吗？”娜仁花说类似这种笑话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