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乌素人宏大而精美的画廊
◎田珍颖
多年前，“毛乌素”三个字曾从我眼前掠过，留下的是浅浅的关于沙漠荒凉的概念。读肖亦农《毛乌素绿色传奇》，同是“毛乌素”三个字，却令我震撼，从而感慨万端。
这是一部用文字绘出的毛乌素人的画廊，锦绣无比。而最令我动心的，是其中缤纷而出的人物，他们或成群或独立，亮闪闪地立于画廊各处，串缀了毛乌素悠长而丰厚的历史和轰动于世的现实，演绎着毛乌素人的前世今生。
我按书中结构，将这些人物分为三类，试以此寻找作者创作中的内心轨迹。
情感结构中的人物
他们寄寓着作者的情怀、情感、情绪，在作者的故乡情结中，他们被珍藏在最深处，作者在自己的情感结构中，选择的多是名姓不确的“底层人”，因为，他们如毛乌素大地一般坚实和博大，由此，他们能个个站立着，成为跃然纸上的文学形象。
那个传说中的老额吉，把最后的几滴水喂给干渴欲死的小羊羔，她是毛乌素最早的母亲。
那个从无豪言壮语的杨拜老，他一生的工作，就是一锹一锹地清沙。他清除沙砾的这条路，是乌审镇通向外界的惟一通道。杨拜老和他的道班工人一样，为清沙而日日年年地灰头土脸，但他毫不动摇地坚守在此，直到死后依然守护在毛乌素。
杨拜老将别人的冷暖放在心里，他以善待人，组织着他的清沙道班。他任“我”为“文书”，是敬畏“我”掌握着的文化；他给玉彪说亲，希望带给他幸福；他把道班仅有的钱借给村民去买返销粮，以救济揭不开锅的穷人……他艰难而穷困，但他是毛乌素人的理想，多少人都想像杨拜老一样，从代表工转为正式工，这使杨拜老那质朴的形象上，带有一轮民间凝聚的光环。
还有那个未具名的大嫂。她穷得没有一件替换的衣服，却向“我”承诺，一定还回买鸡蛋未找够的钱，以后，她用一头小羊羔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她那湿漉漉的衣服印记着她物质贫困与高尚人格的并存。
村长穿着用化肥袋改制的裤子，穿着见到人时才穿的翻着羊皮的大袄。他是为向道班借钱买队里的返销粮才露面的。他一诺千金地保证，这钱一定还。队里比他还穷的人，是压在他心上的沙梁。
白画匠一家载着门窗牲畜无奈地迁徙，是毛乌素沙漠上无数人的生存方式；连在风暴中结识的生死与共的司机，也以他特有的勇敢和智慧，表现着毛乌素沙漠上人与沙抗争中的顽强。
当我们将这些有名或无名的人物排列时，我们发现，作者在书写他们时，完成了一个艺术审美的过程。
理论家克鲁奇说过：“人类在想象中重建过去，从现在重想过去，而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而回到已死的过去。”这句话，是对作家进行艺术审美的思想流程的解析。
事实亦如此。“我”非昨日知青之“我”。岁月沧桑，历练了“我”的成熟和成年后的价值观。当“我”回首往事，有了一个“滤”与“融”的过程。“滤”去过去对故乡毛乌素人浅表性偏差性的认识，“融”进“我”现在成熟的深层次认识，从而把握了人物趋向性的本质。
历史结构中的人物
这些人承载着毛乌素厚重的历史。在这个色彩浓烈的画廊中，他们站在历史的纵深处。因而，本书中的纵深感恰由他们而来。
作者将他们结构在历史中，是因为从真实的历史看，他们或是一个阶段历史的标识，或是一个阶段历史的操控者，或是一个时期一个角度历史潮流的参与者。时代造就了他们，他们又创造了时代，正是他们，写就了一部毛乌素过去的历史辉煌。
写这一类人物的笔触起始于7万年前的远古，当河套人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作者起眼之处可谓悠远。
继而，成吉思汗高高地矗立在毛乌素人的心上，连西方人都说：“全欧洲也没有一个这样伟大的征服者”。
他的后代萨冈彻辰是毛乌素文化思想的巨人，他用全部才华和毕生精力写就的《蒙古源流》，留下了蒙古人自开天辟地以来的历史、文化、政治、宗教，乃至迁徙的足迹，其丰厚程度无与伦比，是惟一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蒙文作品。
少小成才的诗人贺希格巴图，以他特具的民主主义思想，成为毛乌素人心目中诗神的化身。他敢于和革命党席尼喇嘛交往，公开而坚定地支持“独贵龙”的革命行动，他的诗篇《高高的蓝天》成为毛乌素大地上的不朽之作，而他直指政事的《引狼入室的李鸿章》等诗篇，更将这位才华卓越的诗人推到政治的风口浪尖上。但他倡导了直抒胸臆、敞开心扉的一代诗风，却是后来者众，为他被革职归田的不幸际遇增添了另一种色彩。
席尼喇嘛是红色革命力量的代表，他的思想高远，作战勇敢，毛乌素人代代不忘。他死于叛徒暗杀，这是毛乌素天空的一片阴云，但因此，他的战友们及后来者前赴后继地将热血洒在他战斗并牺牲了的土地上。在这块土地上曾出现过当时红色政权中建制最完整的县。
我们无法一一叙述这些开辟和建造毛乌素历史的不凡人物，但我们注意到，当作者为他们画出一幅幅锦像时，亦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思想，这就是作者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定位。
历史是科学的，因为它的真实性不能有半点篡改；但历史也是有灵性的，这灵性就是留给文学艺术的表现力，它不排斥作家在书写它时的激情。
本书作者正是遵循这样的艺术规律，给他笔下不凡的历史人物亦人亦神的描写——他们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但他们的神勇、神奇乃至神秘，却是“重看”历史时的艺术创造。作者没有虚构它，而是在生活的体验中撷取并细化了“神”的色彩。
这是一道道毛乌素人用心筑成的世代守望的风景。他们守望的并不仅仅是先人们神一般的锦像，而是守护着先人们留下的一种精神。这种对精神的守望就是一种信仰，一种永不减退的民族自尊，一种要代代承接的英雄不屈的血脉。
当作者将他的这种思想传达给我们时，我们对这本书的厚重又增加了一重感受。
现场结构中的人物
这是全书的主干部分，其人物汇集之多、层面之复杂，都可看出是作者倾力所为。
以一个“寻沙”作为由头，将这些人物串连起来，重笔写他们治沙、致富和创造绿色传奇的惊世之举。他们是毛乌素今天的创造者，也是明天毛乌素的希望。对这批人物描述的高度，将是这部书的思想深度所在。但他们既不可能如杨拜老们一样经历过的苦难就是动人的故事，也不可能像毛乌素的先人们那样闪着神奇的光彩。他们是一群生活在我们同时代的人，任何刻意的文学手段都会使读者发现“穿帮”之处。
于是，作者的功夫就扎扎实实地表现在这些人物的“现场感”上。惟其如此，才能近距离地给读者以真实感和可信性：宝日勒岱是老一辈的治沙英雄。作者面对她今日苍老的面庞，听她回顾往日的脚步。她懂得治沙的持久和艰难，她以团队的冲击力显示她作为带头人与众不同的思想。她是一只不怕挫折的雄鹰，而擅于接受新思想则使她智慧超人，这是一个治沙史中不能疏漏的人物。
至此，不能不提的是钱学森。他从战略的高度看待治沙，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而顺应的思想传给宝日勒岱们。当西方人在治理撒哈拉沙漠遇挫而一片悲观时，毛乌素人却走上了科学的治沙之路。
殷玉珍是飘扬在毛乌素大地上的一面旗帜。这位从陕北嫁来的女人，有着天然地不向风沙屈服的性格。当她的治沙业绩被社会发现而名噪一时时，她竟不知自己瘦弱的肩膀已扛起4万亩植树治沙的重担；当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给她至高的荣誉时，她依然重复着她往日的誓言：“宁可治沙累死，也不能让风沙欺负死”。她会对着肆虐的风沙号啕大哭，更会眼泪也不擦地向风沙冲去。和她同样在风沙中斗争的，还有乌云斯庆的12名姐妹团队；辞去公职，与丈夫一起投入治沙的浪腾花；能歌善舞却硬是用30年岁月锤炼成“治沙专家”的徐秀芳等。她们在作者笔下已排列到科学化、自觉化乃至产业化治沙的队伍中。而绿色传奇的颠峰还由另一些非凡的人们继续攀登着，他们在毛乌素的治沙传奇中有了一个“华丽转身”，开辟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绿色大事业，是一群在毛乌素传奇中大开大阖的人。
作者一手写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一手写他们的经济实践，鲜活而厚实地塑造了一群当今毛乌素的新人。
比如老巴，他引进大力神集团，盘活了一村经济，他又和企业家丁新民规划着另一幅更加熠熠闪光的蓝图。
盘万忠，一个赶车人，却在新的转折中，用50万棵树木标识了自己的价值，但他的思想早已飞向未来，去攻克“治沙不致富”的顽疾。
还有那个生活几经挫折，却在沙漠中重生的名叫牧人的豪言壮语：“现在哪有空地种树！”
“80后”大学生王鹏的养殖产业；李京陆的世界上第一座建在沙漠中的生物质热电厂；十几年埋头实验室解剖沙子的刘根喜，等等。
他们稳立于作者的笔墨之间，让我们如此近距离地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形象。于是我们发现，作者在将他们一一推向前台时，恪守了报告文学的本质：它的行走性及由此生发的现场感。
作者和他们一一面对面地交谈。在敬一杯酒、递一支烟时，就传递了人物真实的存在；在握一把他们磨满老茧的手，望一眼他们被风沙侵蚀出的满脸皱纹时，就刀刻般地雕出他们传神的形象。于是，由亲历者的叙述铺开了一幅绿色毛乌素的传奇画面。
作者在这本书的写作时，删去的素材是他全部采访的百分之八十。这是何其艰难的“行走”历程！在这余下的百分之二十的材料中，他注入的是百分之百的情感。
当我们无法用这本书的文学特点，为报告文学的品质一一立论时，我们却在掩卷时会说，这是一部地道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系《十月》原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