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耀眼的金银文明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出土的匈奴金冠

契丹金银器

　　科左中旗出土的金瑞兽，具有浓郁的鲜卑民族特色

　　金银器在古代社会多为皇家和上层贵族所拥有，常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内蒙古地区盛产黄金，自古就有用金银打造饰品的传统。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惯以为游牧民族的金银多为与中原地区交换而得来，草原上金银器发展较晚而且程度不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草原金银文明的曙光——匈奴金银器
　　“草原上的金银器，是在青铜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出现的，我国有据可考最早的金器产生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后来在草原上大展宏图的匈奴、东胡、鲜卑和契丹等几个民族把草原金银文明发扬光大。”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翟禹在与记者聊天时这样说过。
　　据出土的文物考证，草原上的金银器出现于春秋末期。1972年，当时的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出土了一件弹簧式金耳环，据推断时间为春秋末到战国早期。同年，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出土了218件金银器，其中就有著名的鹰顶金冠饰，还有虎咬牛纹金带扣、虎形金缀饰、鹰形金缀饰、金虎头、虎头形银饰等，据考古推断这些金银器为战国晚期的作品。这是有据可考的草原上最早出现的金银器，然而还存在这样一个合理的推断:这些出土的金银器可考时间虽约为战国时期，但其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推断，在此之前草原上的金银器制作必然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草原上的金银器文明始于更久以前?是否与中原地区出现金银器的时间相差无几?我们期待着更多的证据。
　　据目前出土的金银器推断，战国时期为匈奴金银器的鼎盛时期，金银器出土的数量及动物装饰种类非常丰富。匈奴墓出土的金银器，时代主要为战国到东汉时期，这一阶段金银器的用途基本是装饰品、兵器饰件、马饰具和生活器皿四大类，其中装饰品的数量、种类占大多数。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赵爱军介绍说:“匈奴金银器以动物间咬斗、争斗为题材的装饰，代表着一种时尚。写实性很强，用立雕、圆雕、浮雕来表现具体动物形象。复合动物图案是匈奴民族金银器装饰的显著特征，常以动物间厮咬场面出现，充分反映了草原上动物间弱肉强食的生活情景。”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匈奴阿鲁柴登墓葬出土的金银饰品，与同时期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地区斯基泰人的金饰品造型、工艺相近，这说明战国时期匈奴对外文化交流已很频繁。”翟禹说。
　　到东汉时期，匈奴金银器数量比战国时期减少，仍以装饰品为多，所表现的动物种类有虎、怪兽、马、羊、鹿等。西汉以后，由于匈奴与汉和亲，汉文化渗入比较多，金银器出现了银筒、银匙等生活用具。装饰品上的纹饰，也讲求和祥气氛，反映了匈奴金银器的时代特征。在工艺上，已由浅浮雕发展为高浮雕，透雕技法已开始使用，匈奴金银器成熟发展起来。“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匈奴金银器作为北方草原地区民族文化的精髓，以当时草原生活中常见的动物为装饰题材，是匈奴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翟禹认为。

　　多文化交融的鲜卑金银器
　　草原上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民族鲜卑出现于东汉时期，其金银器受匈奴文化和汉文化的双重影响，纹饰虽亦多为草原上常见的动物，布局则讲究规划整齐。至两晋南北朝时期，鲜卑金银器除流行瑞兽纹外，在类别上也出现少量的生活器皿，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西方(波斯等)舶来品。
　　早期鲜卑与匈奴接壤杂处，金银器用途和种类与匈奴遗物也大致相同，都以人身装饰为主，有异于中原农耕文化金银器。匈奴民族的金银器依目前的研究状况，大体可归纳出以下特征:动物题材丰富，经常出现动物咬斗的场面，内容繁杂，场面激烈;虎的形象备受重视;器物造型和动物形体经常结合，有些以动物的轮廓直接作为器物的造型;金银装饰制作非常精细，不仅用锤揲技术制造出浮雕效果的器物，还熟练地运用了錾刻、掐丝及镶嵌等工艺。匈奴人金银器的特征被鲜卑金银器继承和发扬。
　　鲜卑族金银器最重要的是1956年在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小坝子滩沙虎子沟出土的一批。其中“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均为驼印，工艺精湛。墓内还发现多件具有鲜卑特点的金牌饰，有长9.5厘米的兽形金牌饰，高4.1厘米的镶嵌杂宝石兽形金饰件，长9厘米的兽形金饰件，高3厘米的兽形饰金戒指，还有金耳坠。捶揲的金牌饰，显示了鲜卑与匈奴文化的联系;以狼、狐和马纹为主要题材的牌饰，反映了鲜卑的民族特色。
　　“拓跋部通常被当作鲜卑的代表，拓跋鲜卑的金器中牌饰虽然与匈奴文化有相似之处或受其影响，但制作上透雕镂空的方法更突出，装饰纹样有区别，流行鹿纹，马纹也多见。与此同时也发现不少鹿纹和马纹的铜牌饰，同样的装饰在不同材质的器物上普遍出现，样式又接近，显然反映着同一种文化特征。”翟禹说。
　　鲜卑金银器部分还带有中原文化特征，扎赉诺尔及其他较早的拓跋鲜卑墓群就出土过东汉铜镜及织物，应该是南方制造的器物，可见不仅是中原文化，遥远的南方也直接或间接地与鲜卑人有往来联系。作为连接与西方、中原的纽带，鲜卑民族不只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也输出和传播自身文化，南北朝以后中原和南方锤揲技术普及，多少也与受鲜卑金银器工艺技术的影响有关。摇叶装饰无论发明于哪个民族和地区，在鲜卑系统的金银器中得到发扬是事实，而且朝鲜半岛和日本也有发现，反映了这一时期欧亚直到海东地区的古代文化的交流互动。

　　古代草原金银器的鼎盛时期——契丹金银器
　　目前出土的契丹金银器多为契丹贵族使用的冠带佩饰、马具、饮食器皿、首饰、符牌及葬具之类。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契丹金银器主要发现于内蒙古、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山西等地区，以其精致的制作工艺和繁多的种类，标志着古代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契丹金银器的种类从用途上分饮食器、妆洗器、装饰品、鞍马具、殡葬器、宗教用具和日杂器等七大类。饮食器中的碗、盘、杯、盏托、壶、箸、匙等是契丹金银器最常见的器型;妆洗器有盆、盒、荷包等，造型、纹饰丰富多样。装饰品包括冠、簪、镯、耳坠、戒指、带饰、佩饰等，数量较多，姿彩纷呈。鞍马具是契丹金银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纹饰繁缛，工艺精湛，时称天下第一。
　　契丹金银器以1986年出自通辽市奈曼旗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者为最精致丰富，有金面具、鎏金银冠、金花银靴等组成的殡葬服饰及錾花金戒指、缠枝花纹金镯、鎏金银勺与马具等。其次是1954年出土于赤峰市的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大批金银马具、带饰和鎏金龙纹银碗、银高足杯、金丝织物等。出土于巴林右旗辽代窖藏的柳斗形银杯、海棠形錾花银盘、二十五瓣莲花口银杯、荷叶敞口银杯等，均为具有代表性的契丹金银器。
　　契丹金银器大多富有契丹民族特色，以马具、带饰居多，金银器皿较少。用大量马具、带饰殉葬，标志著契丹族善于骑射的强悍性格。辽代帝王凡授大臣爵秩，也“皆赐锦袍、金带、白马、金饰鞍勒”。再如马上携带的鸡冠壶等，也是契丹族特有之物。但其中明显受到宋式金银器影响者也不乏其例，如出自巴林右旗泡子营辽代窖藏的复瓣仰莲纹银杯、二十五瓣莲花口银杯等，均具有宋式金银器的风格特徵。
　　契丹金银器制作工艺继承了唐和五代传统技法，吸收了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和周邻民族的文化，并与本民族的传统风格融合一体，形成了新的特色。制作工艺多采用钣金、浇铸、焊接、捶揲、錾花、鎏金、镶嵌等盛行於唐和五代的传统技法，根据契丹族的游牧生活习俗，设计和制作所需要的各种器形，装饰图案多模仿唐代流行的团花格式，以龙、凤、鹿、鱼、宝相、牡丹、忍冬、联珠与缠枝花卉等纹饰为主。如赤峰市郊窖藏的辽代鎏金錾花银鸡冠壶，腹部錾刻的鹿纹形像，姿态即与唐代的金花鹿纹银盘的表现手法相同，而器物造型则仿照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皮囊壶形制作。
　　“契丹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契丹金银器工艺美术特色，是与悠远的草原民族传统和生活习俗紧密相关的。契丹金银工艺继承了唐代传统，又受到了来自波斯，以及地中海等地文化的影响，并根据本民族的生活习性而创造了极富民族特征的金银工艺，是我国北方大草原上古代金银器文明的鼎盛时期。”翟禹说。
　　自元代以后，北方金银制品继续得到发展，但无论造型纹饰或艺术风格，均已经深深烙上汉族文化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