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足迹，连结百姓的心
新巴尔虎右旗是古老的牧业旗之一，人口稀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历史上发展缓慢，加之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每遇问题都很敏感。这对于党派来的一旗之长，无异于是一次创业，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都嘎尔扎布全身心投入建设洪流，开拓家乡的伟大事业。
他知道这里最重要的事是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宁。上任后，他坚定执行党的牧区政策，“不分不斗，不化阶级”，保持了牧区的稳定，激发了民众的积极性。
他提出将“甘珠尔庙会”改为“呼伦贝尔盟那达慕”，从此“那达慕”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直到今天。“那达慕”在蒙语中有玩乐、高兴、庆祝之意，蒙古国就把国庆日称为“那达慕”。
他是畜牧业专家，曾主持羊的品种改良，制定五畜膘情鉴定标准，防治“口蹄疫”泛滥，指挥抗击“白灾”。虽然很忙，但为提升牧业科学管理水平，1948年他提出《呼伦贝尔盟牧工2条例》。
他1949年到内蒙古党校学习。而后的1950年4月，他被调任盟民政处处长，处理大量积压的民族宗教问题，解决了有关“1947年部分喇嘛被迫还俗后自愿要求恢复喇嘛身份”事宜。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做了大量工作。
他1951年又受呼纳盟政府派遣到中央政法干校学习，增长了党的理论和政法知识。1953年毕业典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和彭真接见，并合影留念。会后观赏了梅兰芳先生演出的京剧《贵妃醉酒》。这是莫大的政治荣誉。“合影时我坐在人群的右侧，但在‘文革’中这一珍贵的纪念照片却不见了，真是天大的遗憾。”都嘎尔扎布回忆到。是啊，作为一名牧民的儿子，他对这次领袖接见终生难忘。
1953年春毕业后他被调到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工作，他勤奋工作，经常下基层调研，先后到内蒙古东部区访问了许多旗和牧场，走进牧民、农民家，与他们促膝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写在汇报材料中。一年半后华北局撤销，他又被先后派往大雁种马场、谢尔塔拉种牛场工作。1957年2月在呼伦贝尔盟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副盟长。1962年8月、1980年和1984年，已届耄耋之年的他先后3次当选为盟政协副主席。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批准呼伦贝尔盟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他更是积极献策献计，辅佐盟委、政府工作尽了智囊之责。
草原遭受特大“白灾”，盟常委农牧部部长官布扎布和他同去蒙古国，通过友好洽谈征得对方同意，把新左、新右两旗几十万牲畜赶去蒙古草原驻牧一冬，使牧民躲过了一次大的劫难。
保护森林资源，指挥扑火战役，他骑马跨越大兴安岭。在马背上长大的他，骑马是他的长项，但密林深山，植被缠绕，水泽纵横，无路可行，对谁人都不轻松，不仅随时都有迷路的危险，有时受到森林大火的威胁。像这样的翻越在他一生中有3次，其情其景令今人不可想象。
策·普日布先生评介都嘎尔扎布马不停蹄，勤奋工作状态时说：“都嘎尔扎布先生从呼伦贝尔草原到远在东方的日本；从金色的兴安岭到太平洋岸边的省市城镇；从呼伦湖畔到蒙古高原的乌兰巴托市、达尔罕山、希伯草原，三十余万华里，其脚步如同在丈量历史的足迹，并给我们留下生动形象的记忆。”
五包容，草原样的胸怀
在《沧桑岁月》一书中，都嘎尔扎布写道：“我从一个孩童长成三十多岁的汉子，身负旗长重任来到这里（新右旗）。往事——涌上心头，使我不胜感慨，我想，我已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忠贞不渝地为党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信念一经确定，就如箭之出弓，只有向前，没有回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却蒙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
1961年5月因所谓“接收‘特别经费’”而被认定“特务组织在蒙古负责人”“协和会负责人”等，给正在施展才能的他造成几十年奇冤。这张所谓的证据即收据直到1973年春才见分晓。当时的专案组拿出一张标有25元的收据让他看，名字是“都嘎尔扎布”，是一张敌特机构颁发特务经费的收据，表面看有签字、画押，其证凿凿，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啼笑皆非，令人发指。这是一个制造出来的阴谋。然而，就因这张莫名的收据，他被开除党籍，免除副盟长职务，调任到一个牧场当副场长，后来多有迁任。级别也从14级降到16级。他多次上书申辩，都被好话搪塞过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时任盟委书记陈奎元的主持下，经公安部指纹鉴定结果才得以释然。名同人不同，并非一人。蒙古族人名字多有重复，但如此的重复竟然迷惑了那么多的人，岂非咄咄怪事。事后，盟委做出决定，恢复都嘎尔扎布党籍，恢复副盟长职务和行政14级级别。自此，一场因名字相同被诬陷了30年的冤案得以昭雪。这显然是“极左”时代的产物。
蒙古谚语说：“只要老老实实，赶着牛车也能撵上兔子。”走过来不平坦的路，调动过多次工作单位，起起伏伏，坎坎坷坷，上上下下，但他怎么想呢？“我想到哪里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有工作可干就可以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表现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也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他相信冰雪再大也有融化的时候，冬天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中国人不会忘记历史上那个特殊的年份——1966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他和许多干部一样被揪斗，被关押，交代所谓“错误”、“罪行”。
1963年，一名科右前旗人向他说了挑拨民族分裂的言论，他看清了这个人的本质并严厉批评了他，同时报告了上级领导，表现了爱国主义坚定性。然而，这事却被“文革”时的“造反派”利用，反过来把他和那个人连在一起，被扣上“呼伦贝尔最大的民族分裂分子”的帽子。
在羁押期间，他和时任盟委书记的杰尔格勒等关在一起，被指派参加修筑铁路路基，他还被指派当羊倌放羊，后来因劳累和精神打击患上肺结核，住院治疗。1975年他提出退职申请，到1980年又被召恢复工作。“文大”期间，他和妻子扎拉嘎尔双双被关押，被赶出原盟公署院内住房，两个孩子只得寄住在一名四口之家的老汉家。读小学的小儿子冻伤了脚，却无人照顾，而直到“退职”后全家人才得以暂时团圆。
对于历史非正常的际遇，只要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理解。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里，正常的事情往往显得不正常，而不正常的事情却又往往变得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