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能闪烁太阳的光辉，一株树能播洒一方绿荫。在社会的每个群体中，都有各自的标志性人物，他可能是官员，可能是英模，可能是平民，也可能都是或都不是；但有个共同点，他既是公众的代表，又是群众的代言人，甚至是一方文化的象征。
在呼伦贝尔就有这样一位老人。为人，他谦恭温和，心地善良，受群众所爱戴；做事，他认真负责，公平正义，有良好的口碑；当官，他廉洁自律，淡泊名利，让民众所景仰；治学，他勤奋严谨，一生不辍，是学人的楷模。他就是新巴尔虎标志性人物——华赛·都嘎尔扎布。
华赛·都嘎尔扎布是著名学者，曾留学日本、蒙古，精通蒙、满、汉、日语言，出版多部专著；作为运用蒙古文转写出版《蒙古秘史》的先驱，为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极尽一生之所能；他经历过3个历史时期，在1947年呼伦贝尔实施地方自治期间，力主归从于共产党的领导，加入内蒙古自治区，为一方百姓带来福祉；他工作五十多年，担任呼伦贝尔盟副盟长、盟政协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委员等职，忠于职守，为政清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信仰坚定，历久弥新，几上几下，经受考验，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又是国家级“健康老人”，一生平静淡泊，为人师表，逝世时享寿102岁高龄。
一马背，筑起少年之志
都嘎尔扎布姓“花赛”，“花赛”是巴尔虎“浩力十一姓”之一，系浩力台之次子花赛的后裔。据史书记载，巴尔虎先民游牧于呼伦贝尔草原、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一带，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优秀的文化。1734年花赛氏族先祖与东迁的巴尔虎人一起回到故地呼伦贝尔，驻牧于新巴尔虎草原。
1911年都嘎尔扎布出生在新左旗好力宝苏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祖父花赛·登伯尔勒曾在清代当过传送公文的小吏。父亲花赛·达西懂满文和蒙古文，任过“外郎”笔帖式（秘书）。这是个多事之秋，大清朝在风雨飘摇中崩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建立民国，中国进入历史的转折期。尽管当时与这名刚刚面世的牧人之子无关，但世事的变迁为他的人生之旅埋下了伏笔。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这一年草原并不平静。一小股匪帮杀人越货，制造了“丁巳之乱”。为躲避匪祸，他随家人逃难。勒勒车轮一圈一圈运转，幼小的心一起一伏跳动，7岁的都嘎尔扎布就以这种方式度过“人之初”年的时光。
达西是慈爱的父亲，也是都嘎尔扎布启蒙导师。他告诫儿子：“与其要学拨弄权术，不如用困难磨练自己；与其用金银装饰自身，不如用知识充实自己。”这句有着那个时代特征的箴言，像一颗明亮的火种，点亮在都嘎尔扎布心中，永未熄灭。
“1917年我7岁，爸爸叫我端坐在他旁边，教我学习满文字母。父亲特别看重启蒙教育，开始学习都选择吉日，十分恭谨。没有纸和笔，他就弄块木板涂上掺合锅灰的油脂，待其渗透后再抹上白灰，做成类似于黑板样的东西，用竹笔练习写字（摘自《沧桑岁月》）。”
就这样，都嘎尔扎布以庄严的仪式走进马背式的课堂，颠颠荡荡，时断时续，长达二十多年。
1924年父亲逝世，“顶梁柱”塌了，但父亲留下的精神火种，却继续燃烧在他的心中，而且越烧越旺。
他真正开始正规化读书，是1927年进入阿木古郎哈沙图学校。学校毡包上首的“哈那”（蒙古包围圈的木架）上挂着“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位，供学生行三跪九叩大礼。老师要求非常严格，功课不好要挨戒板。但他不仅基础牢，学习好，当班长，还受聘于旗公署做些事情，挣点钱填补些学杂费用。那时他已被人们称为“有知识的人”了。
古柏礼说：“贪色的人如同埋在土里的枯骨，贪杯的人如同重症病人，而认真读书的人却像闪亮的珍珠。”
父亲的话是颗火种，而巴尔虎文武状元式的人物古柏礼这句警策哲言则像火炬，照耀他前行。生逢乱世，要么旁观沉沦做“枯骨”，要么积蓄力量做“珍珠”，这是那个时代人必定要选择的道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14到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找到了“人”，17世纪“启蒙运动”发掘出“人”的潜能，以此带动了欧洲的复兴。寻找一条复兴之路，孔教式的教育已不能满足都嘎尔扎布的热切追求。和19世纪初叶一群投身“救亡运动”和“文化救国”伟大事业的热血青年一样，他也怀揣着一个梦想，踏上远赴东瀛的求学路。
但等待他的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