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转写，“金书”走出殿堂
1936年都嘎尔扎布受旗公署公派留学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和他一起参加考试并被批准的还有一位叫达瓦的青年人。留学期间，他一边勤奋学习，海绵样吸纳知识，一边深深的思索，有如罗丹的雕塑《思想者》以手托腮那般执着。他想：日本为什么那么发达？中国为什么如此落后？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在《沧桑岁月》他写到：“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日本之所以这么强盛，是因为所有公民都有文化；我们之所以这么贫穷，是因不识字造成的。”于是，学习文化，传播文化，文化救国，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他有个逛书店看书的习惯，书店、书摊、书市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一天，他又徜徉于书海之时，偶尔在一本阿拉伯人写的书中看到这样的记叙：“蒙古族源于苍狼和白鹿。”他震怒了，认为这是诋毁、凌辱蒙古人，这对于一名血性青年来说，显然无法接受。他找到早稻田大学教授服部四郎要讨个说法。这位后来为他订正《蒙古秘史》的学者说：“这是传说和神话故事。任何民族都有这样的传说。”一个误会性的识见，使他萌生了对民族历史的追索之情。他在旧书市买到这部令他好奇的史书，他要用蒙古文字转译，让更多的蒙古族人拜读，了解本民族的历史。
《蒙古秘史》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世袭谱册，在当时称作“金册”，也被奉为“金书”，在元代被珍藏于皇宫之中，由皇帝代代相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纪念《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时公告称：“独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学传统及天才的语言，使它不仅成为蒙古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
都嘎尔扎布一生精通蒙、满、汉、日文，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但当时的他汉文刚刚入门，而这部“金书”的文字恰恰是汉语文言文，为了做到准确严谨转写，他只得邀请服部四郎担当此书的订正工作，精通汉文的服部四郎被他这种治学精神所打动，承担下来。翻译转写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留学期限到了，他接到了回国通知，但他拒绝了，旗公署因此停发他的学费。他只得另辟蹊径，考取了研究生，又教授蒙文挣点学资，一往无前继续他的事业。就这样呕心沥血一年多，终成正果，他完成了《蒙古秘史》十二部其中的第一部的转写，于昭和十四年，即1939年由“文求堂”出版社付梓出版。1941年4月他再次接到回国通知，只得带上印刷好的书籍和原稿回国。
回国后他对世界、对国家、对民族都有新的认识，萌生了“文化救国”思想，决心致力于民族的启蒙事业。
但事情并未完结，回国后更大的灾难等着他，从日本带回的手稿，在混乱中的1945年全部丢失，这无异于晴天霹雳，那可是他满腔的热血和报国的志向的结晶。到后来虽有朋友带来原始手稿，但时过境迁，直到离休后的1984年，才得以完成。蒙古文《蒙古秘史》的再度出版，都嘎尔扎布成为先行者之一。
蒙古史学家孟松林先生回忆道：那年我们赴日本考察，在大学图书馆看到他的手稿《蒙古秘史》，非常激动，也非常亲切，早已泛黄的手稿，字里行间仿佛流淌着老人的心血。
一部民族史诗、一枚中华瑰宝、一朵世界奇葩，通过转写走下至高无上的殿堂，让更多的蒙古族百姓了解这段历史。对于个人来说工程浩大，难上加难，可谓“难于上青天”，要不是有着马背锻造的特有的坚韧性格，蒙文版的《蒙古秘史》将何时面世？就不得而知了。
三辨析，开启纪元之门
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就是思想活跃之时。在一系列的辩论、讨论会中，出现重量级人物，左右事物的走向。尤之于启蒙运动的众多辩论会、讨论会一样，1947年呼伦贝尔就以这种方式，统一大家的意志，高举起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踏进了新世纪之门。
1945年“8·15”光复，日本殖民者被赶走，满洲国政府解体，呼伦贝尔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时一些有识之士于当年10月1日自发组成地方自治政府，主席是额尔钦巴图。呼伦贝尔地方政府是经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的，时间是1946年10月29日。当时虽然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名义上也受党领导，但并未掌握实权。
呼伦贝尔向哪里去？继续自治还是投奔共产党的领导，或是另有他求；是归属于中国内蒙古，还是重新选择，这些重大问题，摆在大家面前。
1947年10月的一天，就呼伦贝尔向哪里去问题，临时政府6名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为了防备造成外部影响，在一个官员家里举行。这可称为“6人会议”。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多个目标。听了大家的意见，时任临时政府财政科科长的都嘎尔扎布发言，他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用大量事实说服大家，最后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共产党现在是世界上最正确的党，呼伦贝尔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道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摘自《沧桑岁月》）。”最后经过热烈讨论，大家统一了意见，达成了共识。会后在时任纳文慕仁盟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吉雅泰主持下，于1947年11月7日成立中国共产党纳文慕仁——呼伦贝尔委员会，自此走上共产主义大道。
都嘎尔扎布在“6人会议”的发言是有底蕴的。1945年10月至1947年7月，他被公派到蒙古国苏赫巴托干部学院留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1947年5月作为观察员身份出席在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大会，直接感受到共产主义先进性。
会议统一认识，认识决定行为。呼伦贝尔近代史注定与两次会议有关，一次是1734年新巴尔虎人回归呼伦贝尔时所召开的秘密会议，议题是如何响应清廷之约，回归呼伦贝尔，防御沙俄入侵，保卫祖国边疆。此前，即1732年已有部分巴尔虎蒙古人（即陈巴尔虎）被抽调驻防，其中还有鄂温克人、达斡尔人。一次是归属之辩，即如前所说的“6人会议”。与213年前那次会议何其相似乃尔，“6人会议”确定了呼伦贝尔的光明的归属，用都嘎尔扎布的话说，“终于找到正确的道路”。
1947年11月29日是都嘎尔扎布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他和另两名同志一起，被批准为预备党员，1948年7月转正，成为党的组织中重要的一员。
1948年1月1日举行大会，取消呼伦贝尔自治政府成立呼伦贝尔盟，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选择元旦这一天召开大会，决策者是有其主观想法的，元旦、元日，是新纪元的开端，有了好的开端，就将一顺百顺，日久天长。
与此同时，时任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副主席哈丰阿签署政府任命令，其中，额尔钦巴图被任命为呼伦贝尔盟盟长，都嘎尔扎布被任命为秘书处副处长。同年8月，他又被任命为新巴尔虎右旗旗长，成为历史以来人民政府第一任旗长。
走马上任的当天晚上，他踌躇满志，百感交集，已届而立之年，一幕幕往事电影般映现。他想起“丁巳之乱”逃难时，母亲让他下车走过克尔伦大桥，多过桥，多走运；他想起父亲做的“黑板”，开始教书时爷俩举行的庄重的仪式；他想起培养他赴日本、去蒙古留学的额尔钦巴图的恩典；他想起“6人会议”，会后6人会心的笑容；他想起《吉布胡郎图青年之歌》，也许这首流行于当年的歌曲最能表达他当时的心境：北边山丘的芒吉尔图/ 是我可爱的故乡 /我们从那养育我们的地方 /为了人民踏上了征程 。好力宝苏布格 /是我们成长的摇篮/ 我们从那美丽的地方 /为了革命踏上了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