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元旦，我继26个年头后，再次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拍摄升国旗仪式。在清晨的寒风中，我不由得想起30年前在藏北高原所度过的元旦。
图为参加文部办事处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现场会的那曲地区和各县领导及有关人员在文部办事处合影留念（唐召明1989年12月摄）
1990年元旦快到了，那曲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现场会将在文部办事处（现改为尼玛县）召开。得到消息后，新华社西藏分社领导朗杰决定让司机嘎玛开车，我们一同前往。这是我第三次进入藏北无人区，与前两次独闯无人区相比，这是我条件最好、最惬意的一次旅行。
1989年12月26日，从未尝试过无人区严冬季节旅行的我们，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随同十多辆越野小汽车从那曲镇浩浩荡荡地向文部办事处进发。
“访问团”到达办事处后，住进了平房式的县招待所。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铁皮牛粪火炉烧得很旺，飘着淡淡的草香味。在茫茫的雪原，就像住进了内地的“星级宾馆”。
从1976年开发藏北无人区起，文部办事处10多万平方公里的草原经过建设，从人口稀少甚至无人到有人，从游牧到定居，从帐篷到房舍，旧貌变新颜。如今这里已成了“百万牛羊满山坡，人均收入六百二”的地区，成为年人均收入名列西藏前茅的新牧区。
图为率队参加文部办事处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现场会的时任那曲地区行署专员土登才旺（中）与文部办事处干部交流（唐召明1989年12月28日摄）
办事处所在地已成为颇具规模的小城镇，与我前两次来相比，条件已明显改善。“访问团”的成员们决定再到牧民家里看个究竟。时任那曲地区行署专员，后任西藏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的土登才旺和地委副书记明加带领各县领导，驱车行程八九百公里，访问了七个乡的牧民家庭。当突如其来的一行人进入申亚乡一村牧民索次家时，45岁的主人有点不知所措，又是倒酥油茶，又是端两大盆熟肉和油炸果子请大家吃。
索次家的摆设令来访者惊讶不已：五间土木结构的房舍，既有双层玻璃的客厅，又有装满羊肉、酥油的仓库。客厅里的钢丝床上铺有龙凤呈祥的卡垫，刻有传统图案的一对藏柜上放着两部收录机。屋外，修建了大大的羊圈，还有十多个底大口小、保暖性能很好的暖羔瓮(羊羔出生后的暖房)。文部办事处主任加央多吉说，索次一家在文部牧民中属中等生活水平。
接着我们来到阿索乡，这里的牧民阿珍一家十五口人，家有1800只羊，50头牦牛，当年向国家出售羊毛750公斤、山羊绒50公斤、酥油25公斤，家有存款1.5万多元。
为了全面了解文部草原牧民生活，“访问团”走访了中仓乡“特困户”巴拉一家。巴拉一家虽有300多只羊，但在这里却是一个“特困户”。一位县长感慨地说，如果说传说中的“西天”是个“极乐世界”的话，那么文部草原应当称为当代藏族牧民过上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乐园”。
图为文部办事处申亚乡女乡长卓玛在打井水。她当时是全国“三八”红旗手、那曲地区唯一的女乡长（唐召明1989年12月摄）
在申亚乡乡政府，我还见到了时年44岁的女乡长卓玛。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那曲地区唯一的女乡长。在她的带领下，这个乡253户人家，1984年后就盖房178间。全乡现在几乎家家都有了房屋，乡供销站、民办小学、兽防站、卫生所一应俱全，年人均收入达到630元。
当“访问团”来到文部办事处吴尔多乡时，我们还采访了几户离开文部草原三十多年、又从新疆返回自己故乡、在政府帮助下开始新生活的牧民家庭。
这些归来的牧民群众，解放前生活在申扎县境内。1959年，他们因受叛匪胁迫等原因，原本要向北越过无人区前往印度，没想到途中迷失方向，来到新疆。后来就留在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
图为当年文部办事处的城镇街道（唐召明1989年12月摄）
这些年，藏北高原巨变的消息不断传到新疆，引起他们的思乡之情。1988年，他们得到国家民委、新疆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帮助，陆续回到藏北高原，并被安排在申扎、尼玛、双湖和班戈四县（处）。
61岁的次登说：“我们一个生产队有50多户藏族。随着年岁渐长，我们的思乡之情也越来越浓。 ”
1988年，西藏和新疆两地政府协商，根据藏族牧民群众的意愿，把与次登经历相仿的一批藏族牧民群众接回西藏。于是次登一家和大约600多户藏族牧民群众一道，乘着政府提供的汽车，回到了故乡藏北草原。
“政府给我们每人20只羊、3头牛，并且发给2000元作安家费，还分配了草场。” 次登的儿子嘎桑齐美很满足地告诉我们。当年离开家乡时他才三岁，如今已是三个儿女的父亲了。
次登一家所在的文部办事处吴尔多乡三村，一共安置了7户从新疆返回的牧民群众。据村长嘎曲介绍，全村年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上，50多户中已有一半从帐篷搬进房屋，平均每人有60头牲畜，有的人家还买了汽车。
归来的牧民中，有少数经济困难户。文部和双湖两个办事处从财政中拿出部分资金救济他们：从粮站购买了一部分粮食和糌粑送到缺粮户的家中。
“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从新疆回来的兄弟尽快富起来。” 三村村长嘎曲说。
晚上回到招待所，我见到一位身穿红棉袄、十分秀气的服务员。她名叫索娜，也是从新疆迁回故乡，在文部办事处吴尔多乡安了家。她家三代十三口人放牧着300多头（只）牛羊，两个哥哥买了两辆汽车跑运输，过上了较为富裕的新生活。
图为西藏那曲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现场会在文部办事处召开（唐召明1989年12月摄）
1989年最后一天的晚上，文部办事处的会议室里热闹非凡。“寒舍迎佳宾，喜聚庆新年”的红色横幅悬挂在会议室，五个吊灯下，摆了九张大桌子，两台彩电正播放着电视节目，再有五个小时将进入1990年元旦。
酒会上，文部办事处主任加羊多吉致新年祝词，身穿白板皮袍的那曲行署专员土登才旺手举酒杯宣布酒会开始。
喝酒最能体现人的性格，有人开玩笑说，不到东北不知道酒量大小。我说，错了，应该是不到青藏高原不知道自己酒量小。与藏族朋友喝酒是一种绝妙的享受，不急不缓，不推不让，仿佛酒就是从天而降的甘露，让我们从中品味生活的乐趣。
图为原文部办事处，现已改为尼玛县的县城新貌（唐召明2009年8月摄）
这天晚上，我喝多了。究其原因是我和新华社恩师、“老西藏”张万象合著的《神秘的藏北无人区》一书，不久前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在那曲赛马会上成功地举行了首发式。
我是青藏高原熏陶出来的酒徒。这种场合，我借此来感谢那曲地区及文部和双湖办事处（现改为双湖县）的许多领导，他们从各方面给予我真诚的关怀和支持。
我本来有半斤多北京“二锅头”的酒量，一高兴，也就不理会将近5000米的海拔高度了。
这天晚上，我也不管是啤酒，还是白酒，只要对方喝啥我就喝啥。藏族同志喝酒喝惯了，喜欢大杯一扬，没有夹菜的习惯，喝完酒接着就是笑声和歌声，而不像汉族同志喝一口酒，夹一口菜，中间还要说很多的话。
这是我一生中在高海拔地区喝酒最多的一次，也是酒醉得最厉害的一次。我喝了一阵后感觉有点头重脚轻了，再后来就跑到院外呕吐。当新年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我已被别人扶回房间，床前放个脸盆就开始狂吐……直到第二天中午，胃里还火烧火燎的，一阵阵地反胃，连黄胆汁都快吐出来了。
人生难得几回醉。我在这由文部办事处后改为尼玛县的地方，真正体会了一把《康巴汉子》歌词里“……当青稞酒在心里给歌唱的时候，世界就在手上就在手上”的豪迈与激情！
（文/图:唐召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