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三江源，雪峰入云际。“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是雪域精灵们的天堂。沿着巡山队员的车辙行进在可可西里腹地，金色的夕阳洒满这片“青色山梁”（“可可西里”的藏语译文），卓乃湖激荡的浪花诉说着这位“美丽少女”（“可可西里”的蒙语译文）的忧思与希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江源可可西里充斥着对野生动物的杀戮和欲望。”在保护可可西里队伍中坚守了22年的才仁桑周感慨地说。从索南达杰的“野牦牛队”到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一代代青海人坚守于此，只为找回她最初的动人模样。
如今，这里不再对人类开放，归还了野生动物们安宁祥和的家乡。藏羚羊种群从不足2万只逐渐恢复到5万多只；隐匿深山的雪豹也开始频繁出没，足迹遍布全省27个县，数量达1000只左右；普氏原羚、白唇鹿、藏野驴等一批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资源量增长明显。守护自然就是守护人类自己，这是青海告诉世界的“生命之光”。
三江源国家公园（供图：可可西里管理处）
“野牦牛队”唤起江源对生命的呐喊
说起三江源可可西里，地处遥远、气候恶劣、与世隔绝是人们对这里的最初印象。这片“生命的禁区”，不仅是三江源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更是藏羚羊、野牦牛、雪豹和众多高原特有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然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的枪声，打破了这里的平衡与宁静。
“当时已经有人进入到三江源地区挖金子、扑杀野生动物了，盗采盗猎分子肆无忌惮。时任玉树州治多县委副书记兼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在下乡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被破坏的草原河滩和大片的藏羚羊尸骨，非常痛心。”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管委会可可西里管理处主任布周说起当年的情形，依然激动。
“国际上把用藏羚羊绒做成的披肩叫‘沙图什'，一条能卖1.5到5万美元，而做一条长2米宽1米的披肩，需要3至5只藏羚羊的生命作为代价。”才仁桑周心痛地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据统计，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整个青藏高原的藏羚羊数目不足2万只，濒临灭绝。有人预测，如果不采取措施保护，藏羚羊从地球上消失，也就不过几十年光景。
无人区不是无法区。
1991年，索南达杰成立了我国第一只武装反盗猎反盗采队伍，大家给这支队伍起了一个响当当又特别“高原”的名字——“野牦牛队”，队员都是玉树土生土长的藏族群众。才仁桑周说，这个名字象征着这支队伍的精神，要像野牦牛一样，坚定地守护好自己的家园。
在索南达杰的带领下，“野牦牛队”驾驶着透风漏雨快要散架的老式吉普，拿着比盗猎者落后的枪支装备，与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抗衡，在平均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原荒野里，用生命与盗猎盗采分子奋勇斗争。
第一代“可可西里人”唤起了三江之源对生命的呐喊。
1994年1月，索南达杰率队进入可可西里，在断粮数日并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抓获了20名盗猎者。押回途中，盗猎分子进行了猖狂反扑，索南达杰在与盗猎分子的激烈枪战中，不幸牺牲。数日后当人们发现索南达杰的尸体时，一个被冰冻着却依然保持着子弹上膛姿势的“丰碑”永远留在了太阳湖畔。
一个索南达杰倒下了，但守护可可西里的征程未曾停歇。
1995年，扎巴多杰继任西部工委书记，“野牦牛队”发展壮大到五六十人。索南达杰被原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授予“环保卫士”称号。
1996年6月13日，青海省批准设立玉树州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美丽少女”开始拭去泪水，重拾起往昔那神秘又高尚的灵魂。
“可可西里人”用生命“灭绝”枪声
“雪虐风饕志凛然，旷野守护弥高坚。我以我血惊苍天，惟愿雪域枪声绝。”这是原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写在可可西里10年战斗历程画册里的一段话。
1997年，国家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同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在玉树州成立。
踏着索南达杰的足迹，第二代“可可西里人”有了更加强大的组织保障和坚定的后盾。在布周和才仁桑周看来，这段时期也迎来了可可西里守护历程中最“惊天动地”的10年。
红外线相机拍摄到的野外雪豹（供图：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那个时候，盗猎还是非常猖狂。盗猎分子白天观察动物活动，晚上开始猎杀，他们开着改装汽车，用大灯照着羊群，然后开始扫射。有的藏羚羊还有一口气就被活生生地剥下了皮，手段极其残忍。”才仁桑周说。“每次看着藏羚羊成堆的尸骨，还有从母羊腹中挖出的未出生的小羊仔，我们这些男子汉都忍不住哭起来。”说到这里，才仁桑周眼中泛起了泪光。
“1999年，原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组织开展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武装反盗猎行动——可可西里一号行动，这成为可可西里反盗猎斗争的巨大转折点。”布周说。随着“高原二号行动”“猎鹰行动”等一系列专项行动的实施，一大批大案要案成功告破，严厉打击了盗猎者的嚣张气焰。
才仁桑周坦言，他们从来不怕盗猎分子，可可西里残酷恶劣的环境才是每次进山巡护的最大危险。“车辆损坏、车辆陷到沼泽里这些情况都是常态，往往十几公里路，要边挖边走好几天，有时候还有棕熊、野牛、狼群攻击巡山车。而最让人害怕的是队员出现高原反应和生病。”16岁就开始守护可可西里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龙周才加说。
无惧生死考验，是“可可西里人”对守护三江源这份责任的生动诠释。也正因为这样的义无反顾，让更多人关注这里、关心这里，才换回了可可西里久违的宁静与生机。
1999年，藏羚羊保护及贸易控制国际研讨会发布了《关于藏羚羊保护及贸易控制的西宁宣言》，标志着国际间合作打击盗猎藏羚羊、制止藏羚羊绒制品非法国际贸易活动的局面初步形成。2000年，青海宣布对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封闭式保护，同时随着不冻泉、索南达杰、沱沱河、五道梁、卓乃湖五大保护站的相继成立，可可西里正逐步归还到大自然的手中。
布周说：“正因为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持续数十年的严打管控，从2009年开始，可可西里的枪声销声匿迹。”
可可西里动物也在唱生态改革赞歌
2004年上映的电影《可可西里》，将藏羚羊的纯洁与灵动呈现在世人面前，也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到保护藏羚羊的队伍中。
随着保护的持续推进，藏羚羊种群从不足2万只逐渐恢复到5万多只。
藏羚羊的成功保护，是国家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更是青海人民的骄傲。
2008年，藏羚羊“迎迎”成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藏羚羊所象征的不屈不挠的高原精神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走出高原，走向世界。
“你看，被救助的藏羚羊看见我们就主动跑过来了，知道我们要给它们喂奶了。”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有5只藏羚羊和1只藏原羚，这些都是队员们巡山时救助回来的野生动物，负责日常喂养的是今年刚毕业的女大学生闹吾卓玛和她的同事们。在管理员们的细心呵护下，这几只野生动物正在茁壮成长，并将最终回归自然。
如今，在广袤的青海大地，有藏羚羊安详地繁衍生息，也有雪豹这样珍稀的物种频繁闯入人们视野。
在三江源，人和野生动物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明显，他们是邻居，也是亲人。呵护，已经成为新一代“可可西里人”的重要使命。
“在祁连山青海境内，我们多次监测拍摄到雪豹活动的画面，说明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蒲永国说。
2016年1月，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牧民土登和巴丁在放牧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雪豹，两人迅速将雪豹送到了当地派出所。乡上组织兽医对雪豹进行救治。半个月后，痊愈的雪豹被放归山林。
昂赛乡乡长旦增文秀告诉人民网，对当地牧民来说，野生动物虽然常常会给自己的牦牛带来麻烦，不过，牧民不会为了自家的牦牛而伤害野生动物。在《青海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办法》的引导下，昂赛乡专门建立了以社区为管理主体的“人兽冲突基金”，由政府出资10万元，社会各界众筹10万元，牧民为自己的每一头牦牛都上了保险。这种补偿机制的建立，既保障了牧民的利益，也让牧民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
同样，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相继成立，过去“依靠草原”的牧民也实现了“生态转身”，7000多名牧民们走上生态管护员岗位吃上了“生态饭”，胳膊上那印有“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巡查”的红色袖章，赋予了这一代牧民一个全新的身份、一份光荣的使命。
勾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新图景
生态保护，永远在路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三江源生态保护一期工程的圆满收工到二期工程的开启，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2016年，随着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三江之源，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2017年7月7日，青海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通过几十年的保护，可可西里划入三江源国家公园，并申遗成功，几代可可西里人的梦想终于成真了。今后，我们要加强项目建设、科学研究监测、教育宣传和依法治区转型，向国家级和世界级的管理水平看齐。”在布周看来，这是机遇更是责任。
2018年10月26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暨青新藏三省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盟第六届工作协作会议在青海西宁召开，青海、西藏、甘肃、云南、新疆五省区9个自然保护区联合执法、打击破坏生态环境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合作机制正在形成，西部兄弟握指成拳，共同将生态保护推向新阶段。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在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局面之下，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拥有了更加安静广阔的乐园，人与自然正在同享改革结出的硕果，和谐发展大道也将越走越宽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