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多黄河源（摄影：许明远）
秋日的三江源微风阵阵、天蓝水清。傍晚，在野外实地调研了一整天的李雨晗正准备收工回营地。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从远处的山岩间掠过——雪豹，这是李雨晗第11次目睹雪豹了。
雪豹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之称，由于雪豹捕食家畜且皮毛经济价值高，上世纪80年代，盗猎导致中国境内雪豹数量急剧减少。近年来，伴随着生态向好和社会保护参与度的提升，中国雪豹数量趋于稳定。
2017年，李雨晗大学毕业后来到位于三江源地区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在长江源头及澜沧江源头周边进行野外生物多样性本底调研，她曾在当地一天里连续看到7只雪豹。
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珍稀野生物种众多。据了解，三江源地区全境估算现存雪豹数量或已超过1000只，被学界公认为世界雪豹连片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如今在山谷里时隐时现有“幽灵猫”之称的雪豹频频亮相，正是三江源生态治理改革步履不停、初现成效的缩影。
重构区域生态版图
作为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及生态安全屏障，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超4000米，气候严寒，生态环境脆弱。20世纪末，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当地生态逐步退化。2005年，我国启动为期9年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开始对三江源生态环境进行应急式修复和保护。
唐古拉山镇是长江源头所在。由于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受超载放牧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生态曾严重退化。
“到处都是老鼠洞，牛羊和老鼠‘抢地’”。在长江源头过了大半辈子游牧生活的更尕南杰目睹了过度放牧带来的草原退化，10多年前，作为一万多户三江源生态移民中的一分子，更尕南杰一家从唐古拉山镇措里玛村搬到了格尔木市郊的长江源村。说起当年的“背井离乡”，他不但不后悔，反而很欣慰。
“如今草比以前高了，野驴、黄羊等野生动物也多了。退牧还草后，草原上的确发生了变化。”3年前，62岁的更尕南杰回到故乡观望，看到这些变化，打心里觉得当初的搬迁是值得的。
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藏语意为“黄河源头”。该县曾拥有大小湖泊4077个，被称为“千湖之县”。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过度放牧等原因，这里的湖泊急剧减少，到2004年时，90%以上的湖泊干涸甚至消失，原本连为一体的扎陵湖、鄂陵湖之间也出现断流。
人工增雨是一期保护工程中的一个关键项目。三江源深居内陆，气候干旱，降雨的增多，对缓解荒漠化作用明显。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今年玛多县降水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多了近四成，目前全县湖泊已超5000个，创历史最高水平。
如今的扎陵湖、鄂陵湖水天一色，蔚为壮观。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斑头雁、赤麻鸭等水鸟追逐嬉戏，再现“千湖美景”。
“一期保护工程实施以来，三江源区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区生态状况好转。”时任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三江源办公室主任李晓南告诉记者。
相关报告显示，一期保护工程实施后，三江源草地面积净增加123.7平方公里，水体与湿地面积净增加279.85平方公里，荒漠生态系统面积净减少492.61平方公里。
推行生态移民、禁牧封育等政策，一定程度上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然而，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的覆盖范围只占整个三江源区面积的约40%，大部分退化、沙化草地还没有得到治理，鼠害、虫害、毒草害等依然存在。此外，相关体制机制矛盾一度同时显现，牧民的生计也遇到挑战，由于缺乏劳动技能，一些禁牧减畜的群众增收艰难。
2014年1月，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启动，实施面积由一期的15.23万平方公里增加到39.5万平方公里。2015年，三江源又在全国率先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打造生态文明样本
2016年，中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三江源地区设立。国家公园总面积12.31万平方公里，占三江源面积的31.16%。
“这意味着三江源地区将再次打破原有生态保护模式，在无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参照的情况下，探索建立更科学、有效的全新生态保护体制。”现任青海省发改委副主任、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的李晓南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逐渐打破了原先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碎片化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格局，代之的是科学定位、整体保护、国家主导、共同参与的新模式。
明确任务目标的青海，首先向旧有体制“开刀”。2016年6月7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成立、体制试点正式启动实施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园区就整合了所涉4县国土、环保、农牧等部门编制、职能及执法力量，建立覆盖省、州、县、乡的4级垂直统筹式生态保护机构，并在各村成立了牧民生态管护队。
“‘大部制’改革全面完成，县级部门整体精简了25%。从此，生态保护由园区管委会负责，其他社会管理职能归地方政府，权责明晰。”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治多管理处专职副主任才仁闹布说，自打破区域条块分割、实现垂直统筹管理以来，园区生态管护效能大幅提高。
此后，三江源国家公园开始对各类自然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将12.31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整体划分为长江、黄河、澜沧江3个园区，分别组建保护机构，依照各园区生态系统特点实施针对性保护。同时，各园区又被进一步细化为大小不等的网格，“一格一策”实施生态精准治理和保护。
对于世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而言，放牧是大多数人唯一的生存技能。如何引导禁牧减畜后的牧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使其能从中受益、实现脱贫致富，这是在体制试点期间需要下好的另一盘棋。
李晓南告诉记者，从2016年开始，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创新设置了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并逐步实现“一户一岗”，管护员优先从贫困户中选择，每户1名，培训上岗后按月发放报酬，年终进行考核。在地广人稀的三江源地区，“点成线、网成面”的生态管护体系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草原、河湖、冰川安好，动物自得喜乐，这就是我的心愿。”30岁的卓玛加是玉树州曲麻莱县多秀村的牧民，2016年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聘用的生态管护员后，每月可获得1800元工资。
截至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已设置生态公益岗位17211个，完全实现“一户一岗”，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
创新举措不止于此。2017年3月，玉树藏族自治州成立三江源生态法庭，以民事、刑事、行政“三审合一”的审判模式，依法审理各类生态案件。
“通过这些举措，青海正努力将三江源打造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本’。”李晓南说，截至目前，公园各项体制改革工作已得到有效推进落实，力争于2020年前后建成国家公园。
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两年来，青海省积极践行源头责任，大胆尝试、扎实前行，在三江源地区逐步构建起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治理区、自然遗产地为一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2017年8月1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正式施行，成为全国首部为保护国家公园而设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禁止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采矿、砍伐、狩猎等，并对园区民生改善、社会有序参与等方面进行了明确。
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的发布，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规划和生态保护、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产业发展和特许经营、社区发展与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也将相继出台。此外，制定印发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科研科普、预算管理、社会捐赠等11个管理办法。三江源生态环境治理向科学化、制度化、体系化不断迈进。
自然保护区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抓手。近两年，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的大部分自然保护分区已全面实现生态系统功能重组。青海还与新疆、西藏、甘肃等邻省区签订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备忘录与保护区协作联盟章程，打破了昔日破碎化、条块化、单边化的管理模式。
探索修复治理三江源生态退化区，是建设三江源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举措。两年来，当地实施全区域自然修复与工程治理相结合的生态保护措施，落实生态修复资金近20亿元，实施人工草补播、草原有害生物防控、沙漠化治理等工程。
最新遥感监测结果显示，三江源地区沙化土地植被盖度已由生态退化最严重时33.36％提高到如今的近40%，产草量达3082千克每公顷，乔木、灌木林的郁闭度及蓄积量均呈增长态势。
保护好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2017年7月，可可西里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地。申遗成功至今，可可西里努力转变昔日以人力巡护为主的保护方式，强化科研支撑，通过现代化手段科学精准实施生态保护与遗产地管理。
坚持改革创新，深化科技应用，不断提高治理科学化、精准化、高效化水平，日渐成为三江源生态治理守护者的共识。
日前，三江源国家公园启动重大科技专项，将立足于已初步建成的生态监测预警系统，实施星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及数据平台建设，为国家公园管理与生态安全决策提供定量化、高精度的空间信息支持与精准化服务，促区域内多种生态要素良性可持续发展。
2018年9月14日，首个国家公园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在西宁市揭牌成立。该研究院计划最终建立完整的生态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建成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支撑下的科研、科普展示平台，努力补齐当地的人才和科技短板，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步入发展建设阶段的各项后续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这一系列‘打破常规’的创举，最终目的是探索建立效率更高、权责更加明晰的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管理格局。”李晓南说，目前来看，试点已初步构建了规划、制度、科技支撑、监测评估等多位一体的公园管理保护体系，为三江源地区建立完整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原标题：青海三江源生态治理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