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雅尔吐胡硕法庭位于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城70公里，所辖工作范围8000多平方公里。这里地域偏僻，有丘陵、山地、河流和无垠的草原，那顺乌日塔坚守在这里干了20多年的工作。这些年他带着庭里的法官们在工作中先后开创了“马背上的巡回法庭”“那顺调解法”“蒙汉(双语)诉讼软件”等多种创新工作方式，审理调处了各类案件万余件，无一发回重审或因判决不公而引发当事人上访。他的名字早已被当地群众所熟知，更多的是赞许。他，就是全国优秀法官、巴雅尔吐胡硕人民法庭庭长那顺乌日塔。
一位“奇思妙想”的法官
“巴雅尔吐胡硕法庭辖区是蒙古族民众聚集区，很多老百姓看不懂汉字，看不懂也听不懂汉语。一次我给一个总是去剪坏邻居家围栏的牧民老大爷下了一份判决书，但大爷说他看不懂汉字，不知道判决书上写的是什么。我马上回到法庭用蒙古语翻译了一份同样的判决书，这样大爷才认可了判决结果，双方握手言和，也没给邻居再带来弊害。”那顺庭长给记者讲了这个故事。
从这一件案件上，那顺受到了很大启发，他感悟到了，这里由于历史原因地处偏远，草原上的蒙古族、特别是年岁大的同胞大多数像他之前一样，没有接受过汉语的学习，很多时候汉语口语都不熟练，何况阅读判决书上的汉字。这就导致了蒙古族百姓有时难以认可判决结果或不能完全配合执行判决书。从那时起那顺开始用蒙古语写案宗、判决书等一系列法律文书，保障了蒙古族百姓能读懂相关文书，认可法庭的工作，这一下子解决了很多百姓的实际问题。
那顺之所以能够体会蒙古族百姓不懂汉字的苦衷，是因为他也是土生土长的蒙古族人，在进入法院系统前同样不会写汉字。30年前，他在当时的哲里木盟师范学院学习数学专业，之后参加工作在乌力吉牧仁中当了11年的教师，因为他知民风、懂民情、有文化且工作能力强，故在扎鲁特旗法院缺乏基层法官的1992年，他通过遴选进入了乌力吉牧仁法庭成为一名书记员。“那时的法律法条都只有汉字版本，做一名法官那是多光荣的事啊，所以我不能做不好，一定得对得起这个法官的身份，我就开始自学汉文，自学法律法规。”那顺从进入法庭的第一天就对自己有着严苛的要求。
那顺庭长深知草原有草原的规律，在草原上办案可不同于城市，很多时候不能只认死理，还得随机应变。前些时候，有一家牧民的1200多只羊进了邻地的庄稼里损毁了部分庄稼。庄稼主人圈下了牧民的1200只羊不放。羊的主人为了要回自己的羊，找了村委会、派出所、司法所均未能妥善解决纠纷。最后牧民来到了巴雅尔吐胡硕法庭，请求法庭判庄稼主人立即归还牧民的羊。那顺听了事情经过，知道这种事如不及时处理很容易发生冲突，他火速赶到了现场。凭借那顺在牧区百姓中的威信和口碑，庄稼主人同意和牧民进行调解，他不光叫来了原被告，还叫了几个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一同来到了庄稼主人的地里。那顺知道通过城市里的评估机构评估定损，不仅路上往返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还得花费一笔不小的评估费，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他们在庄稼东边、中间、西边各取两垄地查一查被损坏的玉米杆有几根，取一个平均值，算出一垄地里毁掉了几根玉米杆。再看这个品种的玉米一根杆上能结几个玉米，一个玉米大约能有多少粮食。就这样算出了玉米地的大致损失，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赔偿损失的调解协议，最终化干戈为玉帛。
从不懂汉字到无障碍地将法律法规用汉字译成蒙文，从纯汉语审判到蒙古语、蒙汉双语审判，从在法庭审案到骑着马巡回到住户家中开庭、调解，那顺结合草原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创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法庭多种新的工作模式。
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记者在采访中听说了这么一件事，2007年，时任扎鲁特旗法院院长沈明元到任不久，在一次听取院各部门工作汇报中询问那顺法官案件办结情况。“当时草原上的案子也没有那么多，我们法庭一年也仅仅百十来件，可我一件判决的案子都没有，全部调解解决，当时沈院长不太相信了，认为做到百分之百调解结案难度太大，怎么可能全部调解，肯定有问题，于是把那顺结案的案件卷宗全部审查了一遍。”就这样法院的相关工作人员把那顺调解的100多件案子逐一入户访问，看看百姓们是不是有不满的地方，是否真的是以调解方式结的案，调解的结果又如何？
这一入户访问的结果可让整个法院都感到了诧异，那顺居然真的做到了百分之百调解结案，所有的当事人都表示很满意调解的结果。扎鲁特旗法院的领导们又从案件审理笔录中发现，那顺对调解工作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行之有效的调解方法。
对于那顺法官如此惊人的办案业绩，院领导惊奇之余更是为那顺自豪而骄傲，同时作出决定要求全院人员学习那顺同志调解结案的方式及坚毅、勤奋、刻苦、敬业的精神。
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快速，各种民间纠纷不断增多，人民群众的司法诉求也日趋多样化，矛盾纠纷也大量涌入法院，给基层法庭工作提出了挑战。那顺的调解结案方式相对判决而言，更有利于彻底解决矛盾和纠纷，保障人民法庭将大量民间矛盾化解在基层，同时也减少上访率和上诉率，减少了百姓在诉讼中花费的大量人、物、财。
采访中那顺庭长说：“只要从每一起案件的各个方面着手，从社会、个人需求、财产分配、利益得失多方位努力寻求调解的结合点，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我一定尽力促成以调解方式结案，这样对双方百姓都好。”这种以调代判的方式，一是简单便捷，二是以情以理以法，双方不仅受到学习和教育，更容易自愿达成共识。三是几乎没有后期矛盾的产生。
某年产羔季，那顺和时任法庭副庭长的赵立君同志一起巡回办案。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遇见两户牧民正在争吵。他们停下车询问缘由，原来两家的羊群混在了一起，牧民们发现后开始分羊。各家大羊的身上都有不同的记号，分起来并不困难，只是有两只小羊羔，由于太小还没来得及做记号，双方都说羊羔是自家大羊生的，争执不下。当时赵立君低声对那顺说：“这可怎么分，羊又不会说话，总不能给羊做DNA吧，两只羊羔还不够鉴定费呢。”那顺低头想了想，把小羊羔牵到东边的羊群里放开。过了一会儿，又把两只小羊从羊群里牵出来，放进西边的羊群里。几分钟后，他把两个争得不可开交的牧民叫了过来。对牧民说：“别吵了，两只羊羔已经告诉我了，它们是西边老白家这群里的。”老白高高兴兴地把羊羔牵了过去。“凭什么说羊是他家的！”东边的老包急了，“羊又不会说话，怎么告诉你的？你这摆明的向着他！”那顺笑了笑，说：“你别急呀，刚才我把这两只羊羔带到你的羊群里，你群里的羊都不理它们，有的羊还用犄角顶它。我把羊羔放到老白的羊群里，没一会儿就有两只母羊过来给它们喂奶。你也养了这么多年羊，不会不知道母羊只给自己下的羊羔喂奶吧。”那顺这么一解释，说得老包的脸通红，只得承认自己错了。
那顺用草原上的智慧调解了林林总总的案子。“其实，是组织和领导们给予的信任才让我的调解方法能够在全旗推广和应用。”谈起他持续能够以调解为主要方式来工作，他感叹道：“在那时调解不是主要结案手段，他们选择不是一味地循规蹈矩，而是相信我的创新会带来新的、好的东西，这对于我工作中后来的不断前进有着深刻的意义”。
以“情法结合”的处理方式
那顺所在的巴雅尔吐胡硕法庭管辖着两个苏木、两个镇、两个林场、一个种畜场和一个开发区，占地八千平方公里，占全扎鲁特旗面积的一半。总人口约40000人，其中蒙古族就有38000人。并且，基层法庭审理的民事案件大多是家长里短、民间借贷等老百姓之间的纠纷，事情虽小但是情况复杂，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农牧民不满，甚至产生个别不稳定因素，这对于基层法庭法官的要求更是变得严苛。
在一次案件中，当事人报案说他的一个好朋友向其借钱，前后一共借款110000元左右，但此时向他借钱的那个朋友正在将自己仅有的60只羊装车举家搬迁，希望法庭可以去阻止。那顺法官和巴雅尔吐胡硕法庭的工作人员马上驱车前往了该当事人所在的嘎查，他们到达时被告正在装羊准备搬迁。他们就地在被告家中进行现场调解，原告执意将60只羊抵债拉走。
但那顺法官认为，如果把这60只羊给了原告，虽然原告的诉请能够得到部分兑现，但被告却会因此失去继续生产生活的基础，原告剩余的诉请利益也很难得到实现。他便提出，让原告再给被告一年的时间，等这批羊接羔生产后再向被告履行债务。这样不仅能够实现原告的诉请，也不至于将被告逼到没有生活出路，因为，他知道在牧区牛羊是牧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旦把所有的羊都判给原告，那被告没了生活来源，导致家庭的贫困，很有可能做一些犯罪的举动。
于是，那顺法官便把他的想法向原被告说明，他劝解原告说：“被告也是你的好朋友，你忍心这么断了他的路吗？”经过深思熟虑，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一年后被告家的羊繁殖到了120头左右。当年羊的价格也不错，被告卖掉九十多头羊偿还了原告近九万元的债务，剩余的债务也用其他形式对原告进行了偿还。而被告在偿还债务后还剩下了30只左右的母羊，保障了他正常的生产生活。
这就是那顺“情法结合”的办案方式，他不仅遵循法条还根据实际的情况、百姓的情感需求判断案情应该如何处理。那顺说：“在做调解工作时要找到原被告双方的利益平衡点，这样双方才能更容易达成调解一致的意见。调解一个案件不仅是结案了事那么简单，要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考虑，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司法为民。”
在草原法庭工作的20多年里，那顺在他平凡的工作里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美好的故事，获得的不仅仅是工作上的成就，更是获得了老百姓对“老那”的信任与割舍不开的情感。20多年来，他认真工作，审调相宜，用法适当，秉公执法，情法结合。他承办的3000多件案件，没有一起超审限，没有一起缠诉上访，调撤率为88.6%，巡回办案比重超过60%，群众满意度为99%。
（原标题：“马背上”的法官 ——记内蒙古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法庭庭长那顺，来源：人民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