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欧亚腹地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频繁而深入的交流，他们不仅游走于里海北岸、河中地区、帕米尔高原、伊朗高原、哈萨克草原、南西伯利亚、天山南北，甚至到达了今天的吐鲁番盆地，以至河西走廊。在没有边界的古代世界，逐水草而居的先民们，肆意地游走于这片神奇的土地，整个欧亚大陆上的交流随之而来，且不是单向的交流，也不是双向的交流，而是多方向、多层次、多角度的交流。
月氏就是先秦时期，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先民之一。
文献记载中的月氏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状况是，公元前七世纪以来，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在当时希腊、波斯和中国的周边，欧洲东部到亚洲中部、西北部的辽阔草原、半沙漠和山前地带，散居着许许多多相对独立的游牧部落或部族，他们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塞”“塞种”，在古波斯文献中被称为“萨迦”，在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则被称为“西叙亚”“斯基泰”。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孙，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中介的作用，其本身文明的高度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层次和水平。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月氏的时代是晚于上文所说的塞人的，但是到底晚多少，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时代，在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时代，谁敢说就一定没有月氏人呢？甚至，我们宁愿相信部分塞人或者其他先民已经迁徙到了今天的河西走廊，今天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上，这些先民在原有河西文化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更为杰出的文明，即月氏文明，他们必然与商周时代的中原产生过一些关系，甚至是频繁往来，不然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又是怎样来的呢！
先秦文献中记载了“禺氏”“禺知”，清人何秋涛《王会篇笺释》最早认为，《逸周书》《穆天子传》《管子》中的“禺氏”或“禺知”即是月氏。后来王国维在《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中进一步印证了何秋涛的这个观点，他肯定《逸周书》中的“禺氏”与“月氏”为一音之转，是同一个民族，并认为《穆天子传》中的“禺知”也是“禺氏”“月氏”。按照他们的这个思路来看，月氏原来的居住地在周的北方，至秦汉之际，或者更早的某个时间点上，才由北方迁往河西。
秦汉之际甚至更早，月氏已经十分强大，正如《史记》之《匈奴列传》所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可见，这一时期，月氏与东胡已经并霸北方，秦则立国长城以南，国际大格局已定，如果月氏由北方迁往河西，势必会引起巨大反响，史籍中也必有记载。故多有学者认为，月氏是河西走廊的老住户，是河西地区孕育的一个古老民族。
金昌三角城遗址
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
《史记》之《大宛列传》中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这也就是说，月氏是源起于敦煌、祁连间的古老民族，且后世的史书，也多沿袭这一说法。如《汉书》之《张骞传》载：“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昆莫父难兜靡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汉书》之《西域传》亦载：“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古代的祁连山是否就是今天的祁连山？古代的敦煌之地是否就是今天的敦煌之地？这个问题，早在唐代已经被提出来了，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说：“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按照颜师古的这个说法，月氏的原住地应该是天山附近了，因为匈奴所说的祁连山是天山。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在说，月氏的原居地在今天的天山东麓附近。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研究认为，大月氏的原始故乡在折罗漫山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另外，考古学界也在努力地寻找和确认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从2000年开始，通过持续十几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初步确认，古代月氏在中国境内的原居地并非在河西走廊，而是在以新疆巴里坤县为中心的东天山区域。如此来看，此月氏不像是从东方或北方迁徙而来的，倒像是从西方迁徙而来的，只不过后来在匈奴、乌孙的打击下，又西迁回去了。
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则指出：“月氏自春秋以来就活动于河套黄河以西至阿尔泰山、敦煌间的广大地区。”如此考虑，“敦煌、祁连间”这个地域范围，就将扩大至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至新疆天山一带地区，这样一来，整个河西走廊至天山廊道都成了月氏的家园。中国社会科学院余太山研究员亦曾有过类似的表述，其言：“月氏原是一个强大的游牧部族，其统治中心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泰山东麓，且一度伸张其势力至河套内外。”但是，持不同观点的人也有很多，比颜师古时代晚些的张守节，在其《史记正义》中，在《匈奴列传》的有关条目下，引证了唐太宗儿子魏王李泰的《括地志》，其言：“凉、甘、肃、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国。”可见李泰、张守节还是倾向于将整个河西地区，看作月氏的活动范围。
其实，目前学术界对月氏故乡或原居地的考察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认为月氏的家乡在哈密附近的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一个认为月氏的故土在河西走廊，尤其是河西走廊东部的沙井文化遗存区。在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的月氏，无疑对玉石之路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更加靠近和田玉的产地，当之无愧地成为玉石之路上的主要贸易承担者。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亦是占据重要地理位置，此时他必然与中原文化有更多的接触与交往，他可以从中原得到更多的物产与文化。
究竟哪个更符合历史事实？我们目前还是很难得到定论，但是如果月氏的原始故乡在如此遥远的哈密附近，其与东胡并霸北方的故事，就有点禁不住推敲了，因为如此远的距离，足以让后来的匈奴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怎会使得匈奴没有了发展空间，东胡强而月氏盛的说法，也就是月氏与东胡并霸的说法就有点问题了。虽然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肯定与月氏有关系，但是我们认为那个曾经称霸北方，压迫得匈奴无发展空间的月氏，应该在河西走廊或者蒙古高原附近，并且河西走廊与北方草原之间的联系更多一些，河西走廊是可以东进西出，南来北往的，这才可以成就月氏的霸业。
此外，后来匈奴之大本营，是在北方草原，匈奴之势力对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的渗透，是较晚的事情，而如此晚的与此地区的交往，是有违月氏与匈奴之间交往史实的，因为月氏与匈奴之间的距离好像没有那么远。最后，哈密地区在后来的历史上，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历史地位、区位优势，明显不如河西走廊重要，河西走廊是王霸之地，而哈密地区却少有王霸之国出现，或者哈密地区的大范围开发，是要稍晚一点的。总之，目前来看，河西走廊诸地更像是可以支撑起一个霸主发展的风水宝地。
所以，我们在承认敦煌即是现在的敦煌，祁连山就是现在的祁连山的基础上，认为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就是生活在现在的河西走廊，且月氏在东，乌孙在西，与分布于河西走廊东西部的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关系密切，甚至沙井文化与骟马文化就是月氏和乌孙活动的遗存。当然，后来月氏打败乌孙而独占了河西走廊，接着是匈奴的崛起，月氏又被迫退出河西，再后来，霍去病出击匈奴，匈奴丢失了焉支山在内的整个河西之地，最后，汉武帝设四郡据两关，整个河西归入西汉版图。
民勤县沙井子出土—单耳彩陶罐
沙井文化与月氏人的生活
沙井文化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属于青铜时代晚期文化，沙井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之间的民勤绿洲和永昌盆地之间，民勤沙井子至永昌三角城（今属金昌市金川区）为该文化的中心区域。目前已发现的较重要的遗址除民勤沙井遗址外，还有金昌三角城遗址、蛤蟆墩遗址、西岗遗址、柴湾岗遗址。
1923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前往中国西北进行考古调查，安特生到达兰州后，委派助手白万玉先行前往河西收集资料。白万玉在武威附近一无所获，后来听当地村民说，在民勤县有人挖出过旧铜器、旧瓦罐，白万玉随即前往调查，并成功在民勤沙井子村村民手中购得6件铜器，彩陶若干。白万玉在沙井村东约3公里的一处墓地进行了尝试性挖掘，采集到一些陶器、石器和小件铜器等。1924年8月，安特生亲自来到民勤，并在沙井村南调查过程中发掘了柳湖墩遗址和附近一处墓地，在柳湖墩遗址西侧墙基内表土以下1.7米处发现有黑土文化层及陶鬲、豆、碗及石器、铜刀、金耳环、骨针等遗物，并在沙井南墓地发现了44座古墓。
1945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夏鼐、阎文儒等先生在民勤县试掘了三角城、沙井子，并沿途考察了柳湖墩、黄蒿井等遗址。在三角城遗址发掘收获陶器、石器、彩陶片、漆木器、鬲足、铜镞、五铢钱、琉璃珠、海贝等一批珍贵的文物。1948年，西北地质调查队裴文中一行再一次考察了柳湖墩、沙井南、沙井东、黄蒿井几处遗址。在柳湖墩遗址考古发掘出长方形石刀、穿孔石器、火石片、陶片等。在沙井南、沙井东墓地发掘出少许彩陶罐、大理石坠、玛瑙、贝、白石珠、金环、铜链等文物，并在黄蒿井新发现两处遗址。此外，在民勤县城西北45公里外的红沙梁乡小东村西面的沙丘中，发现“三角城”遗址，在石砌成的方形台地南侧圆形墙附近，有陶片、兽骨、灰堆、木炭。在台地东南500米的沙丘下发现完整的人骨和陶器，采集到丰富的粗陶、稀少的细泥彩陶、长方形石刀、玛瑙石片、石斧、石磨盘。裴文中在这次考察结束后撰写的报告中，首次清晰地使用了沙井文化这一名称与概念。
民勤县沙井子出土—三角网纹竖线纹彩陶罐
沙井文化用于农耕的生产工具很少，而用于畜牧的铜刀、箭镞却占有很大比例，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皮革制品，尤其是草原气息浓厚的青铜器物，如鹰头饰、鹿形饰、犬纹牌饰、涡轮形饰等，这些都彰显出北方牧业文化的色彩。沙井文化的面貌显示当时的社会生活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并有大面积聚落遗址，如永昌三角城、柴湾岗、民勤柳湖墩、黄蒿井等。永昌三角城中的高大城墙系利用天然地势用黄土垒筑而成，现存高度达4米，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城内经发掘的房址有4座，呈圆形，室内有灶坑和火墙，根据房址F4的基址进行复原，发现其形状犹如蒙古包，城内还发现14个窑穴。柴湾岗遗址中也发现有房屋遗迹，呈椭圆形，面积有40余平方米，室内有火塘和储物的窑穴。三角城和柴湾岗遗址中的房屋周围均发现有构筑散水，可见当时建筑水平很高，沙井先民十分注重居址的建设，说明沙井先民长期过着定居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河西地区由于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年平均气温和年积温等条件均已不能满足粟类作物生长的需要，种植业开始逐步萎缩，使得原来以种植业为主的羌人、周人等，开始大规模地向气候相对温暖的中原或东南部地区迁移。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乘机进入河西，完成了河西人口主体的历史性转变，河西地区经济形态也由农业为主转型为以畜牧业为主。
以前学者多认为月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是没有定居点的，故多认为有定居遗址的沙井文化不是月氏的遗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根据最新研究证实，河西考古学文化所见畜牧业具有明显的住牧特点。
中国史书中，经常提及逐水草而居，我们尤其是生活在农耕区域的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逐水草而居，都是游牧，其实畜牧亦是一种很重要的逐水草而居，并且随着部落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游牧也会出现定居点，游牧也会向畜牧转变，不然，大量的人口如何安置，积累的财富如何储藏。月氏人的生活方式应该就是这样的，应该就是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随着定居人口数量的增多，技术人才的不断聚集，较为简单的农业生产就自然而然地出现。
总之，位于河西走廊东部的沙井文化应该就是月氏人的主要据点之一，河西走廊虽然地处干旱半干旱的交界地带，不适宜大范围的开发建设，但是其整体的环境还是非常适宜人类居住的，所谓“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牧畜养”是也。并且，河西之地亦是王霸之地，历代王朝尤其是以关中为都城的王朝，皆十分重视河西之地，称之为帝国门户、军事屏障，后来的割据政权如前凉、后凉、北凉、敦煌张氏归义军、甘州回鹘、西夏等，就是以此地为基础建国立业的，而曾经称霸一方的月氏人，必然就是占据了这片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