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亲历亲感的蒙古族民俗文化变成文字保存并传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郭雨桥的眼里，蒙古地是个难得的文化富矿，那里就像一块还没有得到很好开发的处女地，许多蒙古族民俗和工艺虽然找不到详细的文字记载，但是在民间通过口耳相授，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在大草原，郭雨桥就像一条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了不同的地方，胃口甚至有点贪婪，做起学问来却毫不含糊。
郭雨桥发现，在《蒙古秘史》中提到了者勒蔑摸黑到敌军中偷盗酸奶时用过的一种容器叫“古胡日”，可是在鄂尔多斯，一个很小的鼻烟壶也叫这个名字。还有一种盛水的铜制扁桶却叫“包日必”，汉语意思是后腿跟。这几样东西是否属于一个种类？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他去了新疆之后，才彻底解开了这个谜团。原来蒙古族的“古胡日”，当初都是用牛皮做的，形状大小不一，就有了不同的叫法。有一种用大畜的后腿做的，就叫“包日必”，最小的袖珍版，就是鼻烟壶，而且这种皮壶与现在市场上卖的皮酒壶有本质的区别。市场上的皮酒壶样子虽然好看，里面却装了一个容器，如果拿掉这个容器，酒马上就会漏掉，不几天酒壶也会变形。而真正的皮壶，里边什么也不放，就能装酒装酸奶，一辈子不漏也不坏。光制作皮酒壶，就有13道工序，而且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缝合包括两层。里面的一层，是把大畜的筋在木制容器里捣成糊状，再抽成线，用这种线缝制。外面的一层，是用驼毛捻成的线缝制的。用这些活性物质做成的线，能随着液体的出入膨胀收缩，渗漏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酒壶缝制好后，再通过定型和21天的烟熏，解决了皮壶装入液体后撑大变形的问题。
通过研究，郭雨桥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对畜产品的了解和运用，能够达到蒙古民族这么科学和精确的程度。蒙古族的器物用具，都是便携简单恰到好处，多一点成了累赘，少一点不能使用，制作起来难度大、功夫深。其工艺和美术极具历史和文化内涵，留有深厚的游牧民族生活的印记。特别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恰恰保留了完整古老的原生态的游牧文化。
郭雨桥在新疆为牧民的孩子理发。
从蒙古族服饰器具到语言文字，从民歌采集到婚礼习俗，蒙古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让郭雨桥应接不暇，也让他始终处于一种激动和亢奋之中，为之乐此不疲，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郭雨桥追求的采访境界是深入大自然，与山水鸟兽为邻，体会天人合一的超脱与幸福。采访、记录、翻译、整理、拍照、摄像，他收集整理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够用一峰骆驼来驮了。
在做学问方面，他给自己设定了几个标准：他写的东西，要具备亲历的品格，对于来自书面的材料，要进行考察和印证。具备文学的品格，尽量在传播知识的同时，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具备科学的品格，力争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具备思辩的品格，他在解释民俗现象时能调动所有的文化积累，把这种现象或古老的传统联系起来，加以思索或判断。
从过去用笔写书稿，到2004年自学电脑用电脑写稿，他每天坚持从5点多起床开始写作，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蒙古部族服饰图典》第一部，从去年5月一直写到腊月二十九下午才告结束。为了清楚地标注蒙古族服饰各个组成部分，年近古稀的郭雨桥又通过自学和向老师求教，学会了自由使用编辑图片的软件Photo shop。十几年来，郭雨桥的著作《蒙古通》《细说蒙古包》《成吉思汗祭祀全书》《蒙古部族服饰说》等相继问世。到现在，郭雨桥已经走遍了国内外大约五分之三的蒙古族聚居地区。前不久，他又走完了乌拉特前旗、乌拉特后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正蓝旗、正镶白旗、镶黄旗。下一步，他准备去察右前旗和察右中旗，如果身体条件允许，还准备去趟四川。
“我要写的地方，就是要走的地方。地方越闭塞，越有原生态的东西。草原给了我语言，成就了我的事业，有这么大的草原支撑我，不愁托不起我文学和学术的太阳！”郭雨桥说。
（图片由郭雨桥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