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汉书张骞传》中曾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来西北大学作学术报告，精通日语的王建新担任翻译。报告过程中，樋口隆康问：“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现场众人面面相觑、无人发声。而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那么，月氏在国内的历史踪迹到底在何处？作为国内著名考古学者，王建新开始了“追踪大月氏”的漫漫之路。从2009年开始，王建新就带队在中亚地区进行系统性的考古调查，这也是中国首次系统进行丝路考古行动。
2015年，王建新教授指导中乌年轻队员发掘工作
20多年来，王建新把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作为课题研究的切入点，带领团队沿着张骞的足迹走进中亚，成为首支走出国门开展丝路研究的中国考古队。在实地考察与研究中，王建新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最终确认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遗存。
王建新教授及其团队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仅成为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还让中国丝路考古研究走出国门。
2001年甘肃马鬃山地区调查时与当地牧民合影
丝绸之路考古要有“中国视角”
“丝绸之路的概念本身是国外学者提出来的。事实上，在过去的上百年中，欧美、日本、俄罗斯等国外学者对丝绸之路做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十分丰厚的材料。整体来看，在丝绸之路考古方面，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历史比我们长很多。”王建新教授向我们讲道。
“那么，在国内丝绸之路考古其实也做了不少，包括被誉为‘中国丝路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先生以及我们的团队。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的研究重点过去在国内，主要是甘肃新疆段。”
如何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发声？如何让中国丝路考古声音传遍世界？王建新认为：“丝绸之路考古一定要有‘中国视角’。”
作为首支走出国门开展丝路研究的中国考古队的带头人，王建新告诉了我们他选择大月氏为切入点的初衷。
首先，中国是月氏的故乡，但国内月氏的遗存此前尚未清晰；其次，月氏的历史踪迹遍布国内外多个区域，沿着月氏的脚步便可先研究国内再逐步延伸至国外。“如今看来，这个事情很有意义，既有挑战性也有学术性。二十多年来，我们确实按照这个思路走下来了。”王建新说到。
从1999年至今，从东天山出发，追踪月氏西迁路线，到达乌兹别克斯坦。20多年时间、数万公里路途，王建新及其团队曾遇到了不少困难与阻碍。
最初，丝绸之路考古并没有受到重视。而考古需要实地调研走访以及大量的资料累积，这其中产生的餐食住宿等费用非个人所能支持。因此，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王建新的丝路考古研究推进较慢。
直到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王建新带来了新希望。同年12月，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并成立了中乌联合考古队。与此同时，陕西省政府中亚考古研究专项经费立项。
有充足的经费作为基础，王建新带着团队开始快速推进工作。从国内开始，王建新与团队多年数次往返于河西走廊与东天山。
“通过在河西走廊的调查，我们有了一部分判断。比如古代月氏人人口规模应该在50万~100万，而河西走廊并没有适合发展大规模游牧经济的地方。像是沙漠戈壁之类的干旱地带，明显是不适宜游牧的。”王建新讲道：“要找一支大规模游牧民族的遗迹，我们一定要把目光放在适合发展游牧经济的地方。”
于是，王建新带着团队来到了新疆东天山。“东天山北麓从伊 吾到巴里坤一带的草原，特别是草原面积较大的巴里坤盆地，自古以来水草丰美，夏季气候凉爽、雨量充沛，是游牧民族传统的夏季大牧场。”王建新说道，“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在一些石围居住遗迹内往往散落有少量的陶片等古代遗物。此外，2006 ～ 2007 年，我们在巴里坤县东黑沟（又称石人子沟）遗址发掘了多座石围居住遗迹，应属古代游牧人群的居住场所。”
经过多年野外考古工作和反复印证，王建新带领团队在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收获，基本掌握了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的分布规律，并发现了一大批游牧聚落遗址。
“中国考古学科的理论方法体系，主要是在研究农耕文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古代月氏是一个游牧人群。我们要研究月氏，必须探讨研究游牧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王建新说。
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这一观点流传已久，导致中外考古学家在研究古代游牧文化时，往往只进行墓葬的发掘研究，而忽视聚落遗址的存在。
而王建新及其团队这一游牧聚落考古理论，打破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传统认知，丰富和发展了游牧考古研究的学术体系，从理论到实践层面，游牧考古研究领域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016年，习近平主席接见在乌开展工作的考古和文物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
让中国考古声音传遍丝路
如果说王建新带领团队进行境内丝路考古是填补了我国丝路考古领域的空白，那么走出国门开展丝路研究则让“中国考古声音”传遍丝路沿线。
从2009年起，王建新和他的团队开始进入中亚开展工作。在境外考古工作中，王建新及其团队逐步探索出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利用这种模式，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西天山地区，同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做了长期考古工作的地带，王建新团队又有了新的重要发现。
2015年，考古队在撒马尔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找到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这个发现令人振奋不已，因为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当年正是经康居抵达月氏的。
“2016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南部小城拜松，我们发现拉巴特墓地。原本我们就有月氏国内遗迹的一手资料，经过对时空范围、文化特征等方面的系统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拉巴特遗址很可能就是寻找已久、西迁中亚的大月氏的遗存！”王建新说道。
实际上，能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极其不易。在王建新团队初到乌兹别克斯坦考察时，在撒马尔罕遇到了国际公认的欧亚考古“三巨头”之一的意大利学者妥金。
妥金很不客气地说：“我们在这里调查了十几年，该弄清楚的都清楚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可当他得知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他调查过多年的地方又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并取得新的突破性发现后，他的态度马上就发生了转变。他不仅邀请王建新团队喝酒，还积极商谈合作研究。
在丝路沿线，王建新与其团队用中国话语为丝绸的真实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也让中国声音传遍丝路。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有意义但也有难度。这个事情当然还会继续长期做下去，尤其在境外考古领域。”王建新说道，“其实境外考古工作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的影响是其他工作不能代替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除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理念也一直贯穿整个联合考古工作。“我们不能只要资料，不保护文物。”王建新说。从发掘的第一天起，联合考古队就秉持着负责任的态度，所有发掘的探方在考古工作结束后，一定要全部回填保护。
“即便放在现在来说，通过考古，我们可以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通过考古以文化遗产为载体实现一种现代化的交流合作。而更重要的一个层面还有，在如今各国经济相通、交通相通的情况下，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能促进民心相通。这不仅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文交流合作的关键领域。”
2017年6月9日，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遗址发掘现场，王建新教授团队向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介绍考古发现
201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访问期间，王建新的团队也正在撒马尔罕考古发掘现场紧张工作。习近平主席接见在乌中国企业代表、华侨、使馆工作人员等之前，单独接见了在乌开展工作的三家考古和文物保护机构的十五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王建新及其团队，足见领袖对丝绸之路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对他们工作的肯定。这一切令王建新和他的团队无比振奋。
2021年10月17日，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并提到，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王建新及其团队正在为之而努力。王建新说道：“在过去百年间，我们不断学习、逐渐积累，中国特色的考古理论和方法也慢慢成熟。但中国考古走出去还不到20年，所以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