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变绿”，中国是主要贡献者之一。
这一结论源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卫星观测数据：2000年至2017年间，全球绿化面积增加5%，其中25%来自中国。且中国新增植被叶面积主要是森林(42%)，其次才是农业用地(32%)。这和另一贡献者印度绿化面积的扩大主要得益于农业用地扩大(82%)有显著区别。
数据还显示，这一期间，中国的植被叶面积增幅超过10%，远高于2.3%的全球平均值；欧盟、加拿大不足5%，俄罗斯、澳大利亚不足4%，美国仅略高于全球平均值。
这些年，中国的植被状况到底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更加绿色的中国，能为全球提供什么借鉴？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云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方精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他的研究与思考。
中国这40年来一直在“变绿”
其实，在NASA提出上述观点之前，方精云研究团队利用卫星遥感数据于本世纪初就提出中国植被覆盖在显著增强的观点。他们发现，1982-1999年间，中国的平均植被指数增加7.4%；团队近期的研究更证实了40年来中国一直在“变绿”。
基于遥感的植被指数显示，40年来，中国的平均植被指数增长9.2%，是全球增长率(4.6%)的两倍。最近20年中，全国平均植被指数不断增长，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多。在过去20年里，中国植被覆盖面积以7000平方公里/年的速度增加，而同期世界植被覆盖面积则以50000平方公里/年的速度减少。
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2010年代末中国植被覆盖相对密集的地区增加0.7%。
“中国的地更绿了，环境变化不只局限于植被的增加。”方精云称，在政府大力推动下，中国的环境在许多方面都取得突出进展，不仅地更绿，水也更清，天也更蓝。
据环境部门统计，2003年中国有29.7%的河流监测断面水质为劣V类，意味着这些水几乎无法使用。但到2018年，这一比例降到6.7%。
“以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首滇池为例。滇池水体一度严重富营养化，但现在部分水域已经降到轻度营养化水平。总的来说，中国的水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干净。”方精云说。
方精云称，2013年，中国遭遇极其严重的雾霾天气，25个省份的100多个城市受影响。北京当年平均每周有一天属于重污染天气；如今，北京重污染天数已急剧减至每年仅4天。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主要城市pm2.5和二氧化硫平均浓度较2013年分别下降43%和73%。
中国绿色奇迹是怎样发生的？
中国植被、水环境、空气质量方面的显著变化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方精云认为，离不开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付出。其中，植被状况的改善主要归功于国家生态修复工程的开展和农村能源结构的调整。
据方精云介绍，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以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为目标，先后实施6项国家重点修复工程。其中，长江和珠江流域防护林工程在南方地区抵御洪水和减少水土流失中发挥重要作用；天然林保护工程已经显现多项效益，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降低洪水风险，以及预防与森林砍伐相关的其他自然灾害；退耕还林工程主要针对丘陵地区的农田，是世界上规模和投入最大的生态修复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固土防沙，减少京津周边地区沙尘天气；退牧还草工程，抵消过度放牧的影响，提高草地生产力。这些项目总共覆盖中国44.8%的森林和23.2%的草原，促进了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极大提升全国的植被状况。
此外，农村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同样促进全国范围内的植被恢复。由于国家引导使用煤炭和天然气，中国农村家庭用作燃料的木柴消耗量在过去20年里下降63%。由于柴火采伐减少等人为干扰因素减少，中国特别是南部地区的森林和灌丛恢复加快。
方精云表示，中国植被状况的改善带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高。例如，植被恢复极大地减少中国北方春季沙尘暴的发生。实施6项重点恢复工程，项目区年碳汇总量达到中国总碳汇的56%。总体而言，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不断增加，抵消14%的全国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有助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
像在改善植被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一样，中国也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防止水污染和空气质量恶化。如在国家层面出台《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推行河长制，实行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等。近年来，中国更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视野出发，积极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更加绿色的中国，能为全球提供什么借鉴？
“中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地更绿、天更蓝、水更清的中国，为包括珍稀濒危物种在内的各类生物，提供更好的生存、生长、繁殖空间。这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来讲意义重大。”方精云解释说，从生态学角度看，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不是单纯地把珍稀物种“圈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保护生境、维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整体上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方精云认为，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经验可为全球提供有益借鉴。包括政府重视、高位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体制机制，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规章和整体考量以及科技支撑等。
首先，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同组成的复合系统高度复杂，只有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进行谋划、布局、行动，才能实现生态和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全球首个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国家。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助推中国建立政府主导，科研机构、企业、普通民众等多方参与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体制机制，形成“合力”，更为高效。
其次，近年来，中国将生态管理纳入国家法律和政策制度以及重点发展规划，并制定具体措施，层层分解，这有助于目标更好实现。以防治大气污染为例，中国国务院2013年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规定防治目标，及减少多污染物排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加快调整能源结构等十个方面具体措施。很快，各级政府制定相应工作计划，加紧了行动。北京市政府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就关停1000多家高污染企业，并出资将全市燃煤锅炉全部替换为燃气或燃油锅炉。
再者，中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相关领域的科研投入近年来不断增长，实施了“水专项”“碳专项”等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丰硕成果，为环境治理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例如，于2008年全面启动的“水专项”，总预算约300亿元人民币，以6个严重污染的河流和湖泊流域——包括长江流域及三峡水库在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水污染监测、控制和治理的重大科技问题。到目前为止，该专项已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包括300多项关键技术和1400多项授权专利，并建设诸多先进的水质监测和预警系统。
“尽管有大量报告披露全球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但过去数十年来，绝大部分国家环境保护始终未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全球范围内也缺乏系统且操作性强的合力保护机制。”方精云认为，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备受关注，中国的经验和成果可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方案”。期待10月在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也能吸纳更多“中国智慧”。
（方精云，云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植被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全球变化生态学、生态遥感等方面的研究，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长江学者成就奖”、美国生态学会“惠特克杰出生态学家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