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历经甲子岁月，史海钩沉，这段北方草原上动人的民族团结往事，因此更为外界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扎兰屯市副市长杜明燕对记者说，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草原母亲以大爱无疆的博大胸怀接纳了三千孤儿，谱写出民族团结进步之歌。“这是牧民用最纯最真的感情演绎了‘养恩大于生恩’的人间佳话。”
“国家的孩子”
蒙古族女作家萨仁托娅曾用一本书记录了这段往事，书名就叫《国家的孩子》。在接受采访时，她依然难掩感动，“这三千余名孤儿，对于每一位扶养者而言，是比天还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收养的是‘国家的孩子’。”
20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供应缺乏，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几十个孤儿院里，大批孤儿面临粮食不足的威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动请缨，将三千多名南方孤儿接到大草原。
“接一个，活一个，养一个，壮一个”。从江南到塞北，历经三年的“生命迁徙”，共有三千余名孤儿被送到内蒙古抚养。
如今，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中，留存着1960年孤儿北上的历史资料。记者在档案馆看到，在“1960年移入儿童设备购置费明细表”中列入的品名里，有小木床、小毯子、小桌子、便盆、澡盆、枕头……其中还特意提到，有4500块尿布。
萨仁托娅说，其实当时内蒙古牧民的生活也并不宽裕，但他们听到消息后，骑着马，赶着勒勒车，来到育儿院申请领养孤儿，有的牧民甚至一下子领养了五六个孩子。“这是一场爱的传递，是来自人类共通的灵魂和大爱。”
“自己的孩子”
出生于1942年的老人都贵玛，在她19岁时，与三千余名孤儿中的28个孩子“相依为命”，当时还未结婚生育的她成为孤儿共同的额吉(即母亲)。
内蒙古四子王旗旗委宣传部长段雅丽对记者说，都贵玛是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由于念过书、做事认真，被选到四子王旗保育院当保育员。“刚接到任务时，都贵玛心里也没底，自己没经验，家中还有年迈的姨妈需要照顾，牧场里的羊群也指望她去照料。”
段雅丽说，但是双亲早逝的都贵玛知道，失去母亲的羊羔是多么可怜，于是她叮嘱姨妈保重身体，将羊群托付给生产队，毅然承担起照顾孤儿的任务。她培训后开始照顾28名孤儿，其中最小的才满月，最大的也只有6岁。
都贵玛曾说，我从小就受过疾苦，亲身体会过孤儿的苦难，所以我不能放弃。当有孩子夜里生病，都贵玛骑着马，冒着被草原狼群围堵的危险，凛冽寒风中奔波几十里去请医生。在她悉心照料下，28名孤儿，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
1961年春夏之际，内蒙古当地没有子女的牧民家庭陆续收养孤儿。每个家庭来领养时，都贵玛都要逐一介绍身体情况、个性习惯，交待抚养方法、注意事项。每送出一个孩子，都贵玛都会让领养家庭准备新衣服，孩子穿上新衣后再走向新的家庭。
当孩子开始新生活，都贵玛承受的却是28次母子别离。“都贵玛是这些孩子来到草原后的第一个额吉，彼此间感情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直到今天，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都贵玛都会泪湿眼眶。”段雅丽说。
2019年，77岁的都贵玛在北京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她曾不止一次地说，孩子就是草原的希望，是国家的希望。
“民族团结的故事不能忘”
“除了感恩，我不知道还能对都贵玛额吉说什么，对草原人民说什么。”
今年61岁的孙保卫就是都贵玛当年照顾的28个孤儿中年龄最小的那个。接受采访时，他数次动容哽咽。
孙保卫出生后不久就从上海被抱到内蒙古大草原，在经过都贵玛照料后，一对来自河北的支边青年夫妇收养了他。对于“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当时过于年幼的孙保卫没有太多记忆，长大了才逐渐了解这段历史，参加工作后就去看望都贵玛。
“额吉知道我要来，远远地等着，看到我来了，高兴得手直发抖。”孙保卫说，一进屋额吉就忙活开了，又是熬奶茶，又是做手把肉，做好后亲手拿刀把肉割成一条一条，喂到他嘴边，还把他当做小孩子一样，生怕吃不到。
孙保卫说，每次回想这段经历，都会不自觉地掉泪。“说实话，是内蒙古这片草原拯救了我的生命，我能有今天，必须要感谢热情的草原人民。”
时光从青青草原流淌而过，任凭风吹雨打，厚重的历史印迹不会被消磨。牧马扬鞭，风雨无阻，只要民族守望相助，就能克服各种磨难。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科尔沁艺术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王晓红认为，这段见证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历史，是引导新时代青少年学史明理、学史增信的宝贵资源。
如今，孙保卫也有了自己的外孙，“我会把自己作为三千孤儿的故事讲给外孙听，这段历史绝对不能忘记，民族团结的故事绝对不能忘记。”
（文：李爱平 邢翀，原标题：走近“国家的孩子”背后：三千孤儿入内蒙 草原风雨无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