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两山理念”提出十五周年之际，在国家公园论坛贺信一周年之际，记者深入试点中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实地探访，一线对话，试图探寻我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
按照规划，今年我国将全面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验收，并正式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要是想挣钱，就不会当生态管护员！”哈西文校望着记者眼睛，语速明显加快。大雨敲打着车窗噼啪作响。窗外，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的山川变得模糊。这个“黄河源头第一县”，是哈西文校的家乡；这个多雨的七月，是他年满49岁的日子。
“如果不热爱三江源，就不可能发自内心去保护它”，作为三江源17211位持证生态管护员中的一分子，文校可能是曲麻莱县最知名的生态管护员，虽然他并不这么认为。他是首届“桃花源巡护奖”获得者，2019年“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绿色卫士奖”得主，还曾因《巡护日记》成为央视《新闻周刊》主人公。关于文校，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这样注解——关注他，正是因为“保护”二字。
文校所在的三江源地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面积最大之地，是亚洲、北半球乃至全世界气候变化敏感区、启动区，是中国和世界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进一步被世界熟知，是因为2016年的一份重要蓝图——那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而对于文校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三江源，甚至青海和中国来说，国家公园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2020年7月21日深夜，当封面新闻记者在西宁夜访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时，对于这次探索背后的节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中办、国办方案下发次月，2016年4月13日，青海便正式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55天后，6月7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筹）挂牌，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管委会（管理处）成立，4个县政府大部门制改革一并完成，园区管委会和地方政府权责被合理划分，保护管理体制机制获得突破。此后，园区整合所涉4县国土、环保、农牧等部门编制、职能及执法力量，建立覆盖省州县乡4级垂直统筹式生态保护机构，并在各村成立了牧民生态管护队。
20天后，6月27日，首批699名生态管护员上岗，履行生态巡护之责。7月，治多、曲麻莱等4县开展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设置试点。8月，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设置全面铺开……
试点中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涉及治多、曲麻莱、玛多、杂多四县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辖区域，共12个乡镇53个行政村。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园区总面积12.31万平方千米，占三江源面积的31.16%。这个面积，超过了长江入海口涉及的江苏、上海两地的总和。
根据规划，2020年，我国将全面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并正式设立一批国家公园。而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三江源国家公园被寄予厚望。
就在文校接受采访前两个月，5月9日，青海印发《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工作方案》，全面部署推进设园前期工作，这也被视作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园进入最后冲刺。
文校说，关于未来，他总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而关于他的过去，他坚持多年的《巡护日记》成为了解他的一扇窗口。而这些日记，也不失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一个见证。
“雪豹在那边观察我，我在这边看着它和它的孩子”
——摘自文校《巡护日记》
约改镇岗当村，地处长江源头干流河段通天河西岸，平均海拔4500米，是曲麻莱县东南边陲之地。这里，正是文校的家，他的守护之地。
“八十年代初期，滥猎现象比较严重，每家每户都有枪，不仅本地人打猎，外地人也来打。2000年以前，已经很少能看见雪豹、岩羊、盘羊。”但在文校记忆中，小时候的家乡可不是这样的——雪豹、白唇鹿、马麝、猞猁、藏雪鸡……至少有几十种野生动物。
2000年，岗当村成立“巡护队”，文校成为其中一员，那年他29岁。这支由当时县畜牧林业科技局领导的队伍，“成立初期仅8名队员，没有任何薪酬甚至装备。”文校回忆，巡护队成立之初，很多“靠山吃山”的牧民并不理解，骂甚至打的事都发生过。但他们就认准一条——如果不禁猎，如果不保护好这片土地，可能最后连牛羊都保不住。
“如今的岗当村，生态管护区面积121.35万亩，分5个生态管护片区，各片区面积平均达24.5万亩”。文校说当年的巡护范围虽未精确到亩，但面积之大，一次巡护常常要花去六七天。“吃住在山里是常事，晚上睡帐篷遇到极端天气也是常事。”
“还是那句话，如果为了挣钱，就根本不会做这个事。”文校回忆说，早年长江沿岸常有外来人员渡江盗猎。为了制止盗猎者，2011年，他和两个弟弟凑了6万元买了艘小汽艇。文校的这种行为，在当地百姓甚至亲朋眼中，都成了无法理解的事。但他坚信，这是“增福报”的事业，是为后代谋福祉的好事。
“这几年，渡江盗猎已不多见”，文校坚信，“工作不是为了表扬，辛苦没白费就行。”
2016年，文校和队员们的收入终于有了改变——从那年开始，包括他在内的14名巡护员每年每人有了两万多元收入。这笔收入，来自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创新设置的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管护员优先从贫困户中选择，每户一名，培训上岗后按月发放报酬。
2016年6月27日，首批699位生态管护员骑着马和摩托车开始巡护。到2018年，已有17211人在三江源持证上岗。在总面积12.31万平方千米的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园区，都能找到他们身影。
除了收入，另一个改变是——经过多年生态保护，雪豹、岩羊、盘羊，又回来了。
在文校的《巡护日记》中，雪豹成为一个高频词。这种处于高山生态系统食物链顶端的哺乳动物，被誉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而在文校心中，它们是“雪山之王”。
在2017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清晨5点出发，到下午4点终于拍到雪豹踪迹”。三年后，文校回忆起那次经历，依然难掩兴奋，“当时和队员们像孩子一样抱在了一起。”
而今年5月，他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一句话，“雪豹在那边观察我，我在这边看着它和它的孩子”。为了掌握雪豹一手资料，文校和“雪豹之家”共渡过了14个日夜，最近距离仅150米。“有一次雪豹瞪着双眼，盯着我看了十几秒，这应该是给我警告。”文校说，“当时手心的汗都冒了出来，等雪豹转过身给幼崽喂奶，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关于雪豹，文校还有着自己的思考——比如，雪豹经常巡视领地、更换巢穴，进入繁育期后是否也这样？有了幼崽后又如何安排幼崽生活？还有，三江源有近千只雪豹，它们会不会在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迁徙？会不会因为江河、雪山阻隔？文校相信，这些疑问的答案，总有一天会变得清晰。
文校说自己以前只是个牧民，巡护中的观察、拍摄都不专业，也并不清楚自己的记录到底有多大意义，直到2016年成为生态管护员后，有专家告诉他，三江源有很多未被记载的动植物资源，“这些本土性知识，只能靠生活在本土的人，才能最大程度发现和保护。”文校说，专家这番话也成了他的一种动力。
为了号召更多人保护三江源，文校每年都召集三四次村民开会，“制作宣传画册、宣传环保政策、法律法规，奖励有功人员，呼吁更多人参与到环保事业中。”
“世世代代、时时刻刻把山水林田湖草放在心上”
——摘自文校《巡护日记》
作为岗当村生态管护队队长，文校在巡护中常常冲在最前面，“但现在，确实有点跟不上队友了。”这位49岁的“绿色卫士”捂着腰间旧伤，谈起了“告别”的想法。
常年高海拔巡护，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导致文校的膝盖和腰部频发疼痛，“次数一次比一次多”，文校嘴角微微颤动。
但关于未来，文校也有着自己的规划。他在日记中写道——“世世代代、时时刻刻把山水林田湖草放在心上，做永续的保护。”
“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这是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贺信中的原句。
文校也期望，自己家人能世世代代保护好这片土地，让“一江清水向东流”。两年前，他开始带着儿子白玛东周参加巡护，包括观察雪豹这种具有危险性的工作。“那时儿子刚18岁，我培训他的技能，就是想让他继承生态管护事业。”文校说，“不知道儿子未来能不能进管护队，但即使进不了，保护生态也是他的责任。”
在文校眼中，儿子虽然还不是生态管护员，但他已把儿子当成队友。对于“告别”，他舍不得放下的，除了事业，便是这些经历生死的队员。“巡护员更尕才仁、久梅扎西，对地形地貌和动物动态非常了解，甚至一山一水都了解得彻彻底底。非巡护员江江才、白玛东周，对野生动物、生态环境的拍摄水平比较高。非巡护员才仁成林、才吉拉毛，我每次的巡护日记都靠他们帮助。我文化水平有限，每次都是我说，他俩帮我写。他俩虽不是巡护员，但对巡护工作非常熟悉……”
“我希望更多人了解曲麻莱，了解三江源”，文校说他们那代人知识有限，技能也有限，导致对三江源的宣传方式也受到局限。“儿子现在20岁，会电脑，会摄像，已远远超过我。我希望他借助现在的科技，让更多人知道曲麻莱，知道三江源，让更多人一起保护它”。
“保护好黄河源头，才能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生态管护员索索
49岁文校的“心声”，也是32岁索索的心声。位于果洛州的玛多，藏语之意为“黄河源头”，这里也属于三江源地区。索索是玛多县扎陵湖乡生态管护员，也曾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扎陵湖又称“查灵海”，藏语意为白色长湖，它与咫尺相隔的鄂陵湖，素有“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是黄河源头两个最大的高原淡水湖泊。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发源后，经星宿海和孔雀河首先注入扎陵湖。在扎陵湖回旋后，由巴颜郎玛山南面进入一道三百余米宽的河谷，之后分道而行，穿过峡谷后流入鄂陵湖。
在海拔四千余米的高原，索索熟悉这里的一切，山、水、林、草、湖。如今的他和文校一样，每月也有1800元生态管护员工资。对放下牧鞭的他来说，正是有了这份收入“加持”，才得以“脱贫摘帽”。
曾经，在大山里游牧，如今，骑摩托车巡护。虽然巡护范围很大，有时一周才能完成任务，而且山水林草湖都是管护对象，除了发现并制止非法行为，还要收集物种、植被信息，在日常巡护工作中，还要每日报送巡察情况……但忙碌的工作之外，他高兴的事情也很多，比如孩子在县城上学，这是他不曾有过的人生经历。此外，他还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责任——保护好黄河源头，才能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而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推进，索索还真切感受到身边的环境之变——从前鼠患严重的牧场，现在变绿了，以前很难见到的棕熊，如今也出现了。
玛多县副县长兼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甘学斌透露，玛多有3042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不仅年人均增收2.16万元，还为他们统筹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
“我在这里长大，我想保护它一辈子”
——生态管护员格格
31岁的格格是一位生态管护女队员。7月23日中午，记者在黄河源园区扎陵湖边见到她时，她正拿出自备的干粮准备午餐。她身高大约只有一米五，不会像男队员一样骑摩托车，每次巡护都要走八九公里，这是她两年来的工作常态。
31年来，她未曾走出过青海，她说她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就认准一条——要尽最大能力守护这片土地，因为这里生养了她，“我在这里长大，我想保护它一辈子。”
对地广人稀的三江源而言，因为生态管护员的设立，“点成线、网成面”的管护体系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哈西文校、索索、格格，只是三江源17211位持证管护员的一个缩影。这些雪域高原的“绿色卫士”，亲历并见证着三江源草原利用者变身生态管护者的历程，也由此参与到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蓝图中。
试点中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为增强牧民生态管护与致富能力，将生态保护与精准脱贫相结合，与牧民群众充分参与、增收致富、转岗就业、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相结合，充分调动牧民群众保护生态的积极性。鼓励引导并扶持牧民从事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服务以及生态保护工程劳务、生态监测等工作，使牧民在参与生态保护、公园管理中获得稳定的收益。
文校和索索也说，加入生态管护队后，按月发放工资，增强了他们保护三江源的信心。
“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杰桑·索南达杰
在三江源采访期间，记者无意中发现一张照片——在“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纪念碑下，文校将获得的“桃花源巡护奖”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绿色卫士奖”整齐摆放在索南达杰照片前。
“我就是想去看看他，看看这位我崇拜的人”，文校说，2019年他获得这两个荣誉后，第一时间来到了索南达杰烈士的纪念碑前，“我想感谢他，感谢他为保护野生动物作出的贡献。我想告诉他，他做出的贡献我们牢记在心里面。虽然他不在了，但这片土地还有人在守护，我希望他放心。”
索南达杰被盗猎者杀害那年，文校只有二十多岁。如果他活着，已是一位66岁的老人。49岁的文校和他相差了一位少年的年纪。
不仅在文校心中，在三江源许多人心中，索南达杰都是一座屹立不倒的碑。他的那句“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也早已和那段铸就着鲜血的不朽记忆一起，被当地人铭记——
他曾是治多县委副书记，1992年创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他的理想简单却艰巨——开展可可西里生态保育工作。他选择成为盗猎者的“天敌”，他知道这是条九死一生的路，但没有回避，更没有放弃。
1994年1月18日夜，他和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20名盗猎者，缴获了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藏羚羊是雪域高原的精灵，索南达杰知道这背后有1800多个被残杀的生命。在押送盗猎者行至太阳湖附近时，他们遭遇袭击。索南达杰在无人区与持枪盗猎者对峙，流尽最后一滴血，被零下40摄氏度的风雪塑成了一座“冰雕”。那天，距离他40岁的生日只有三个月。
索南达杰的牺牲，也开启了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新里程。1997年12月，可可西里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年4月，可可西里所在的三江源被确定为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
索南达杰的故事，文校从小就讲给儿子听。相信这个故事，未来还会在这片土地传续。就像江河，要从源头保护，而保护需要传承。
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经在路上，三江源的“绿色卫士”们也依然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