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他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同天上群星璀璨。满天星斗时期大约持续了2500年至3000年或更长。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其中之一为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
在“满天星斗”时期，红山文化在北方闪闪发光。
翁牛特旗黄玉龙（摄影：孙永刚）
长城外的文明曙光
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有一座名为“乌兰哈达”的山。“乌兰哈达”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山”，这座城市因此而得名，红山文化也因此而得名。
红山文化距今6500年至5000年。早在20世纪初，红山文化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1914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发表文章，介绍他到内蒙古东南部等地考察的情况，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西拉木伦河流域存在着史前文化遗存的信息。20世纪20年代初，法国传教士桑志华等人多次到赤峰英金河流域和红山后进行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20多处。
1930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到赤峰进行考古调查，采集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细泥红陶片、夹砂灰陶片、细石器、骨器等。
新中国成立后，红山文化研究步入正轨。1954年，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时，根据梁思永先生的意见，对这一文化作了专门论述，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提出“红山后的这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具有突出的特点，对于研究长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
20世纪后半叶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赤峰学院等文博机构、科研院所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极大扩充了红山文化的考古材料。
1971年，赤峰市翁牛特旗村民张凤祥在平整土地时捡到一件C型玉龙，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直到1984年才被确认是约5000年前由红山文化先民制作的玉雕龙，翁牛特旗因此得名“玉龙之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说：“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多，玉雕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雕琢和使用形成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礼制形态，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红山文化玉龙造型分为C形龙、玉猪龙、鸟形龙三类，其中玉猪龙对商周时期蜷体玉龙的造型产生直接影响。
1983年开始正式挖掘的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在这里发现了5000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证实这里曾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社会。曾主持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郭大顺说：“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实证。经过多年研究，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红山文化属于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直根系”的概念是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华文明起源所涉及的范围是从关中西部起，向西北延伸至内蒙古河曲地区，向东北延伸至辽西地区，形成“Y”字形文化带，这一地带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红山文化处在“Y”字形的右上部，是直根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红山先民的日常
红山文化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均大幅提升，当时已出现旱作农业，还出现了制陶、玉雕、泥塑等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近年来，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以及更多科技手段参与到发掘与研究工作，我们对红山文化时期先民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位于赤峰市红山区的魏家窝铺遗址，发现于2008年，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早中期聚落遗址。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孙永刚曾参与魏家窝铺遗址的考古发掘并主持该遗址的植物考古学研究工作，他说：“植物考古学于本世纪初引入红山文化研究，通过植物考古学方法获取农作物遗存，通过动物考古学方法获取动物遗存，通过相应的分析研究了解古人的食物结构。”
在魏家窝铺遗址发掘过程中，孙永刚团队采用植物浮选法并进行量化分析。他们采集到127 份浮选样品，发现了 98 粒各种炭化植物种子。这些米粒大小的黑色颗粒，揭示了约6000年前红山文化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状况。采集到的种子中有49 粒为粟和黍，其形状与现代粟和黍基本一致，说明出土的粟和黍应该属于已经完全栽培的农作物。
在魏家窝铺遗址采集到的种子还包括禾本科、藜科、豆科、茄科等科属，数量较多的24粒属于禾本科狗尾草属。孙永刚说，狗尾草属种子一般为田间杂草，在考古遗址发现，如果数量相对显著，其所反映的是农耕生产活动状况。
孙永刚说，魏家窝铺遗址发现了粟和黍等农作物遗存和田间杂草，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栽培农业，但种子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偏低，可能说明当时的农作物栽培技术与种植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
魏家窝铺遗址的其他考古发现也证实，在红山文化先民日常经济生产活动中，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采集和渔猎是他们生产活动的主体。
孙永刚团队在魏家窝铺遗址浮选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鱼骨、软体动物甲壳，还有部分动物骨骼，显示出渔猎经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而野生果实也是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的一种食物来源，魏家窝铺遗址所见的石磨盘和磨棒等工具应与采集、加工有关系。
为什么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从事着渔猎、采集、农业混合的生产活动?孙永刚说：“西辽河上游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相对干燥的气候条件可能限制了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加之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特点，先民选择从事狩猎、家畜饲养、渔业、采集等来补充食物资源。”
小小一粒粟，跨越8000年
在魏家窝铺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期，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系统应是承续了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旱作农业传统。兴隆洼文化是红山文化的源头之一，因首次发现于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村而得名。
考古研究表明，敖汉地区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2002年至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对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3次科学考古发掘，获得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籽粒。经碳14测定，这些炭化粟黍距今8000年，比此前中欧地区发现的谷物早2700年。结合定居村落的出现及成熟的掘土、谷物加工工具的制作和使用，证实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旱作农业系统。2012年，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敖汉旗也被称为“世界小米之乡”。金黄的敖汉小米，不仅在8000年前带来了旱作农业的曙光，而且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散发着勃勃生机，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支柱之一。
敖汉旗四家子镇林家地村的贫困户，靠小米产业脱了贫。5年前，小米在林家地村的村民眼中，只是填饱肚子的口粮，没人想过靠小米脱贫致富。贫困户辛长学说：“谷子年景好的时候一亩地收800来斤，能卖400多块钱;年景不好的时候收个200来斤，成色不够，只能自家留着吃。”
2015年，驻村第一书记宋国功来到林家地村后，发现村里的环境十分适合种谷子，而且当地也有种植传统。但是普通小米卖不上价，种了也挣不了钱，宋国功萌发了种植绿色有机小米的念头。
宋国功为林家地村引进优良小米品种，又和企业签订了绿色谷子供销协议，为小米找好了销路。林家地村的小米产业从2015年正式起步，辛长学等12个贫困户首批参与种植，当年全部脱贫。
近年来，小米产业已成为敖汉旗的主导产业之一，全旗谷子种植面积92万亩，年产量5亿斤，直接带动5.6万户村民增收，其中贫困户7913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