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上书”，使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出现了两次高峰期
在新中国怎样写草原，玛拉沁夫首开先河。以其为主帅形成了草原小说流派的作家群体，并影响了一代人。玛拉沁夫更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担率先扛在肩上，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两次建言献策，为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界的发展点燃了两把熊熊烈火。
“我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代表，原来中国文学史里只有汉族文学，没有少数民族，但是《宪法》里也写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希望能改变当时的格局。”1955年1月，在《作家通讯》上刊登了玛拉沁夫写给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茅盾、周扬和丁玲的一封信，将自己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焦虑、建议倾注在信中。“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作家协会当然是以汉族作家为主的；然而又因为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作家协会也必然是各民族作家的统一组织……为了发展我国各民族文学，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要求与看待今天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作者。”以今日的认识水平衡量，这些论述也许没有多少惊人之处，但是这是一位时年20多岁的少数民族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说的话，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相关问题还没有人如此全面而清晰地论述过。
玛拉沁夫（左三）等作家在牧民家作客。
很快中国作协回信，作协主席团认为“玛拉沁夫对于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工作的意见，是正确的。”一封信掀起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峰。中国文学里只有汉族文学的观念成为过去。中国作协很快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成立作协、文联，并在文代会上专题开辟少数民族文学议题。此后10年间，全国作协吸纳了600多个少数民族会员。这是玛拉沁夫对中国文学、文坛的开创性贡献。
“文革”期间，玛拉沁夫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玛拉沁夫恢复工作，他看到1979年之后，中国文学界重新爆发出的新的生命力，而此时少数民族文学界仍是一片寂静，没有呈现出新时期的新感觉。
1980年，年已半百的玛拉沁夫重复当年的举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一封正式的信。“国内繁荣文学的现象非常好，但少数民族一片寂静、寂然、寂寥，政治的帽子还没摘，作家哪有心思搞创作？……”同样，这封信也受到了中宣部的极度重视，中宣部给中国作协批示：“现在我们应当做些实事改进少数民族文学的状态了。”并提议为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所做的具体行动，提出了召开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等6点意见。
一封信决定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轨迹，一封信重新点燃了一把火。1980年，中国作协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其热闹程度前所未有。“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启程来京和返回，都是由省委书记亲自接送。”回忆起这些，玛拉沁夫激动不已，一股热情在体内激荡。
玛拉沁夫随后被调到北京，创办全国当时唯一的少数民族刊物《民族文学》。1981年，首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评奖成功举办，3年一次的评奖，没有断过，迄今已有近千人得了少数民族文学奖，全国各个少数民族、各种文学样式都有作品获奖。
草原赋予玛拉沁夫方刚血性和细腻的情感，他始终背负民族的重托，用笔表达出对草原、民族的挚爱，草原、游牧文化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资料选自华南柳林《玛拉沁夫开创草原新文学》等，图片选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