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2日，鄂温克族表演艺术家涂们逝世，让人痛惜不已！一周年了，他的作品依然闪耀在荧屏上……
2006年到2018年，我们同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时还在同一个界别。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每次见面，他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看着大家，默默地听人们说话，偶尔发言，特别有见地。2021年，最后一次见到他，是观看他的电影《兴安岭上》。他依然是沉静的、思考的、带着真诚与自信地倾听大家的发言。这在表演艺术领域实不多见的，因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执导的歌舞剧《彩虹之路》则成了我艺术欣赏课程一直保留了近10年的经典案例。
在此，我用自己研究他在故事片《悲情布鲁克》扮演“巴赖”的文章，来寄托我深切的哀思。
鄂温克族表演艺术家涂们
近年来，中外电影产品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过眼烟云太多，让人记得住的故事、记得住的人物却很少；尤其是让人记得住的配角就更少。但恰恰是这些少之又少的配角，在演艺界鱼龙混杂、文化快餐粗制滥造的现实面前，猛然地让人们意识到：表演水平，是越来越影响中国电影质量的一个大问题！
回顾塞夫、麦丽丝导演的草原题材电影，不论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悲情布鲁克》还是《天上草原》，里边有一个演员总是让人难以忘记，这就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鄂温克族演员涂们。银幕上，他剽悍狂放、纵马豪饮；生活里，他却低调、矜持、深沉而稳重。不论在什么场所，他的眼神里总像是含着什么，嘴上却很少言语；心里总像思忖谋着什么，脸上却很少流露。当我重新“审视”涂们的影视作品时，他在《悲情布鲁克》里扮演的“巴赖”这个形象便一跃而出，对于解读什么是“表演水平”，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电影《悲情布鲁克》，涂们扮演“巴赖”一角
说句实话，我一直认为配角比主角难演。仅从剧本提供的创作空间来看，主角的戏份子足，“看点”多，二度创作的依据非常丰满；而配角，不是一个点缀，一个搭配，就是一个结构故事的线索；或者是标志某种历史背景或文化类型的一个符号，等等，演员若没有足够的创作功力和表演水平是很难既尊重角色的规定性，又超越角色的有限性，并能够充分表现人物的独特性、鲜活性和丰富性的。所以，当一个演员的气质、形象、个头儿接近角色的时候，就创造潜力而言，能演好主角的未必能演好配角，能演好配角的却一定能演好主角。
不是吗，巴赖，在《悲情布鲁克》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小人物，一经涂们的创造，其吸引力、感染力和震撼力竟然都超过了完美而高大的主人公车凌。为什么呢？因为从其表演可以看出，他的心理定位是源于生活的，即配角不仅在自己的位置上是“主角”，而且还是“个性鲜明的主角”，为此，他创作的角色既符合生活的逻辑，又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和人物情感变化的逻辑。
电影《悲情布鲁克》经典“醉骑”片段，“巴赖”脱缰起舞
影片里，集中体现巴赖性格的是与女主角卓拉的四场对手戏。涂们试图通过这有限的篇幅，把巴赖表现成一个大正义而小“邪恶”；大勇敢而小“懦弱”；大严肃而小“滑稽”；重情、重义、更重民族气节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为此，他的眼神、姿态、动作、语气和声调，都是从人物的性格出发的。
巴赖第一次遇到卓拉，是卓拉还深陷于丧夫之痛，心里燃烧着复仇烈火的时候。巴赖骑在马上，身子一探，脑袋一歪，眼珠一斜，声音甜腻腻的挑逗性十足：“嫁给我吧，美人。我的黄金数也数不清呢，嗯？”第二次，是在日寇袭击时巴赖承担了救助卓拉的任务。当他右手使劲扯出茅屋的房梁，用坍塌的牧草覆盖了卓拉后，就蹲下来大解。子弹呼啸着不断飞来，他从容的探身够到一块石头，完成了“任务”，记好了裤带，带着卓拉成功地突围了。第三次，是他追求卓拉时被卓拉骗走了坐骑，离他而去。此刻，他竟成竹在胸，不急不火，跪在雪原上，双手耷拉在胸前，眯缝着眼睛，十分陶醉的模仿野狼嚎叫起来。不久，卓拉果然被训练有素的主人的骏马驮了回来。
就是这一系列符合“规定情境”的生动的行为细节，构筑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涂们曾告诉我，这得益于塞夫、麦丽丝对于演员撰写“角色小传”的要求，因为这是表演中言行举止与情感活动的依据。完成这份“作业”，配角所下的功夫比主角还大。因为一般情况下，剧本对配角往往着墨不多，要认识并分析清楚一个配角所处的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人际关系，是需要努力调动生活积累和想象能力的，不然很难把人物的成长历程、生活遭际、现实处境、行动宗旨“捋清楚”，进而也就很难感同身受地体验人物的喜怒哀乐了。
电影《悲情布鲁克》剧照
得益于这样的创作经验，涂们对巴赖这个角色的把握不仅非常清晰，而且十分准确。他明白，“表演的最高境界，就是演人物关系”。所以，他把巴赖与卓拉的关系分成两层：一是显在的关系，即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执着的向一位美丽的女性求爱，既合情又合理；二是潜在的关系，当卓拉怀疑车凌杀害了自己的丈夫，而巴赖既是车凌的拜把子兄弟，又是布鲁克草原有名的义士时，因车凌之故，巴赖不该急切地向卓拉求婚，因性格之故，他又必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追求到底。所以，他的表演，就是要把显在与潜在的人物关系生动地表现出来。
他与卓拉的第一次“交锋”，是用毫不介意的轻松态度，淡化了潜在关系的矛盾性，仅仅几十秒钟，就把一个脑子灵活，幽默诙谐，洒脱得近乎于超然，自信得近乎于自负，无畏得近乎于无赖的形象推到了观众面前。
第二次，他“匆匆忙忙”掩藏卓拉的动作曾给人造成了瞬间的疑惑——一个不怕死的蒙古汉子在鬼子面前怎么会有些“慌乱”？随之谜底便被揭开——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因敌众我寡，而是内急。正是他为人物设计的这个“有伤大雅”的细节（剧本里没有），才非常有力的以唯独的方式体现出了“巴赖式”的临危不乱、从容和悠然。
第三次，在他模仿狼嚎的“恶作剧”中，那稳操胜券的神情就让一个狡黠而又真诚，率直而有谋略的个性化人物形象更加清晰的“立”了起来。
如果说，演员服从角色，角色服从作品，作品服从生活，是上述三场戏成功的依据，那么，带有传奇色彩的第四场戏，是否还具有现实的可信性呢？
电影《悲情布鲁克》，“巴赖”与“卓拉”
卓拉的毡包外，巴赖怀着志在必得的心态，铺陈开金银财宝，发起了求婚攻势。他一会儿载歌载舞，一会儿甜言蜜语，一会儿慷慨许诺，一会儿嬉戏调侃。可是，当卓拉断然拒绝的态度伤害了他的自尊时，他竟然要无礼施暴。谁料就在此刻鬼子包围了上来……毫无准备的巴赖却面无惧色，从容应对，一心要救出卓拉。残忍的鬼子砍断了他的右臂，顿时血流如注，他却依然故我，拼杀自如。恼羞成怒的敌人又砍掉了他的左臂，忍受着剧痛，他竟腾空而起，踹出双脚，继续杀敌。就在身中数枪，奄奄一息之际，他还平静而温柔地对卓拉说：“别哭，我的新娘，答应我！笑一笑，笑一笑，你要用微笑送我上路……”
只是几组镜头、几场戏，涂们就把一个人物“立起来”了！没有台词功夫、形体功夫不行，没有深入角色的情感体验就更不行了。那么，作为表演的心理基础，演员要“体验”的情感又是什么呢？
狄德罗说：“一切情节上的纠纷都是从人物性格引出来的。”而性格，就是不同人物对待矛盾的不同态度，是在民族、家族遗传基础上由其生活经历和价值观所造就的。从巴赖所处的环境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构成的“大情境”，造就了巴赖的“阶级仇、民族恨”。日寇铁蹄下布鲁克草原上蒙古人之间的矛盾构成的“小情境”，又造就了巴赖的无奈与超然。如此，怎样在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的冲突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明确自己在情境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巴赖带着性格特色进行情感体验的前提。其中难度较大的不仅是对朋友之间、爱人之间、战友之间“伦理力量冲突”的把握，对敌我之间“政治力量冲突”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两种冲突之间发生的冲突的把握。因为，“恋爱、荣誉、光荣、英雄品质、友谊之类的成败所引起的争端”是考量人物性格的综合性标尺。其中“恋爱”的成败，由于其道德层面的普适性，最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巴赖与卓拉之间矛盾冲突的“看点”就是由此导入的。而“荣誉、光荣、友谊”等方面的成败，作为政治性命题，即衬托出巴赖坚决抗日、奋力杀敌、勇敢顽强的“英雄品质”，又使之与情欲形成了矛盾。就在这样复杂的关系中，涂们塑造的这一形象，能够寓庄于谐，使其一次次带有喜剧色彩的“求爱”、“求婚”因“不合时宜”而更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耐人寻味的深意。
涂们走了，他扮演的一系列角色，在我们心中永恒
或许有人说，巴赖追求卓拉没有错，错就错在不该在那样的环境以那样的方式去追求，以致造成了无谓的牺牲。但我却认为，没有他独特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没有他大正经中的小“不正经”以及大正义与小“邪恶”的相反相成；大勇敢与小“懦弱”的对立统一；大严肃与小“滑稽”的水乳交融所形成的性格特点，巴赖就不是巴赖了。所以，“配角，在自己的位置上是主角”的生活根据就在于从社会角色来看，现实中的每一个人，既是主角又是配角，其自身的主体意识和性格特点都带有双重性。因而，演坏人时，若是把自己当成了坏人，就演不出坏人的“真实性”，同样道理，演配角时，若是把自己当成了配角，也就演不出配角的“真实性”了，因为配角的一切行动与主角一样，都具有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才能显现出其行为的充分合理性与逻辑的力量。
是啊，一部影片，毕竟只能表现一个人物在某一时期的一段生活状况，要使这些片断成为其生命活动的有机延伸，演员首先要在体验生活、研究生活的基础上完成“前剧情”想象，否则他的表演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不论主角还是配角，只要参透了“生活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的规律，每一个角色都会因其独特的性格而更加鲜活，演员的表演水平才会得到根本性的提高。
这是巴赖（涂们）告诉我们的，也是“中国电影经验”告诉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