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回眸过去五年来这个生态大省走过的铿锵步履，最亮眼的名片，一定是三江源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青海省齐心协力、密切配合，有力有序推动体制试点各项任务，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全国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综合评估、全面验收中均走在前头。
（一）强化顶层设计，试点工作实现高位推动。青海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列为“天字号”改革工程，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领导小组，从省上到县上建立起了分工明确、上下畅通、运转高效、执行有力的领导机制，为试点提供了有力有效的组织保障。及时制定印发《关于实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的部署意见》，提出8个方面、31项重点工作任务，明确了“一年夯实基础工作，两年完成试点任务，五年建成国家公园”的工作目标，形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
（二）创新管理体制，“九龙治水”“碎片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是国家赋予三江源国家公园五大试点任务之一。试点之初，青海根据《试点方案》要求，从现有编制中调整划转409个编制，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组建省、州、县、乡、村五级综合管理实体，实现生态系统全要素保护和一体化管理，有效解决了管理体制不顺、权责不清，管理不到位和多头管理等问题。一是形成了分工明确、协调联动，纵向贯通、横向融合的共建机制。管理局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对三江源生态和自然资源资产实行一体化、垂直型、集中高效统一管理保护，一名副局长兼任玉树州委常委、副州长，玉树州、果洛州分别成立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领导小组，治多、曲麻莱、玛多、杂多4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管委会专职副书记、专职副主任交叉任职，制定了与玉树、果洛州联席协调会议议事规则，有效调动了管理局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二是组建成立三江源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和管理分局。积极探索自然资源资产集中统一管理的有效实现途径，完成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前期工作，为实现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两个统一行使”和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奠定了体制基础。三是对园区所在4县乡进行大部门制改革。整合林业、国土、环保、水利、农牧等部门的生态保护管理和执法职责，设立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副县级）、资源环境执法局（副县级），整合林业站、草原工作站、水土保持站、湿地保护站等，设立生态保护站（正科级），对国家公园范围内的12个乡镇政府加挂保护管理站牌子，增加国家公园相关管理职责，全面实现集中统一高效的保护管理和执法，有效解决了“九龙治水”和执法“碎片化”问题。
（三）提升治理水平，国家公园“四梁八柱”基本搭建。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按照呈现中国特色的原则，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规划—《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为其它国家公园规划编制积累经验、提供示范。在推进实施总规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生态保护规划、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规划、产业发展和特许经营规划、社区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及管理规划5个专项规划，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规划体系初步形成。颁布施行了我国第一个由地方立法的国家公园法律—《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明确了管理体制、机构设置、运行机制、职能职责、行政执法，为规范保护建设和管理提供法律遵循，为开展国家公园立法探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制定印发了科研科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特许经营、预算管理等13个管理办法，形成了“1+N”政策制度体系。成立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发布了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指南、标准体系导则、形象标志、标准术语以及生态管护规范、生态圈栏建设规范等地方标准，有效支撑了国家公园建设管理标准需要。
（四）优化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原有6类15个保护地，存在人为分割、各自为政、条块管理、互不融通的体制弊端。青海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遵循生态保护内在规律，尊重三江源生态系统特点，按照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管理的原则，对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国际和国家重要湿地、重要饮用水源地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等各类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优化组合，在国家林草局主导下，编制《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议方案》，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黄河源约古宗列曲、卡日曲，长江源格拉丹东、当曲等纳入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面积预计将达到20.54万平方公里，比试点区面积净增8.23万平方公里，园区各功能分区间的整体性、联通性、协调性将进一步得到增强。积极推动可可西里申遗工作，2017年7月7日，在波兰克拉科夫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可可西里申遗成功，成为我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第51处世界自然遗产地。
（五）强化修复保护，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稳固。三江源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一屏两带”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主战场。试点以来，青海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二期工程的基础上，累计投入44亿元，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同时，严格管控国土空间，将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全部纳入生态红线。建立和完善三江源地区人类活动遗迹动态监管平台、人类活动台账，实行人类活动月报告制度。对矿业权和水电站进行了摸底排查，编制完成了《三江源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补偿工作方案》和《黄河源水电站拆除工作方案》，对所有（51处）矿业权进行了注销，推动了生态修复成效明显好转。国家发改委生态成效阶段性综合评估报告显示：三江源区主要保护对象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提升，生态功能得以巩固，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6%以上，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比十年前提高了11%、30%以上。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藏羚羊由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多只。生态系统宏观结构总体好转，草地退化趋势继续逆转，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和流域水供给能力基本保持稳定，空气质量和地表水水质稳中向好。
（六）强化数据采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日益完善。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加强与省直部门数据共享，建成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大数据中心和覆盖三江源地区重点生态区域“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体系。开展重点湖泊生态综合监测应用系统建设，综合运用国产卫星“通导遥”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在索南达杰保护站实现周边近600平方公里“可见光+热成像”24小时全方位视频远程监控和数据的稳定传输，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可可西里工程应急生态环境动态监测、治理工作，有效化解了盐湖漫溢风险，同时也为动态了解野生动物种群现状、变化和栖息地状况提供了技术支撑。开展三江源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建立资源本底数据平台，发布自然资源本底白皮书，完成《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查工作报告》，首次形成三江源国家公园陆生脊椎动物物种名录。精细绘制藏羚羊、棕熊、野牦牛、岩羊、雪豹、盘羊、狼、藏狐、藏野驴、藏原羚等优势兽类物种分布图及猎隼、金雕、胡兀鹫、鹗、黑颈鹤、大鵟、白肩雕等优势鸟类物种分布图，为科学保护野生动物提供本底基础数据。
（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家公园建设红利不断释放。积极探索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共赢之路，将生态保护与牧民充分参与、精准脱贫、增收致富相结合，多措并举实施生态保护设施建设、发展生态畜牧业，实现了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共赢的良好局面。创新建立“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1.72万名牧民持证上岗，在园区53个行政村成立村级生态保护专业协会，发挥村级社区生态管护主体和前哨作用，促进了减贫就业，牧民从生态利用者变为守护者，成为民众参与保护、分享成果的成功案例。开设“三江源生态班”，招收三江源地区农牧民子弟在西宁第一职业学校开展中职学历教育，在园区内外开展民族手工艺品加工、民间艺术技能等公益培训，极大提升了农牧民综合素质。坚持草原承包经营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积极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引导扶持牧民群众以投资入股、劳务合作等多种形式，开展家庭宾馆、牧家乐、民族文化演艺、交通保障、餐饮服务等经营活动，使群众获得稳定长期收益。稳步推进澜沧江源昂赛大峡谷、黄河源玛多云享自然体验特许经营试点项目，在开展生态体验、环境教育的同时，带动当地牧民就业增收。
（八）有序扩大社会参与，广泛凝聚共建共享合力。坚持“全民共建共享”理念，统筹各类资源优势，建立科技联合攻关机制，与中科院合作组建中科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同复旦大学达成了省校合作共建三江源国家公园人居健康研究院意向，积极配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工作，加强与长江水利委员会合作，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提供科技支撑。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在青海大学开设国家公园管理方向专业学科，柔性引进生态创新创业团队和紧缺专业人才、聘用生态保护高级专业人才，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提供智力支持。加强生态保护合作，与三江流域省份和新疆、西藏、甘肃、云南等建立生态保护协作共建共享机制。与中科院、中咨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绿化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太保集团、广汽集团、恒源祥等组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加入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国家委员会，成为全国第175个成员单位。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公园沟通力度，与美国黄石、加拿大班芙、厄瓜多尔、智利国家公园正式签署合作交流协议，分享建设管理经验，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经过五年艰辛努力，青海举全省之力圆满完成了体制试点任务。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第四评估组评估认为：“青海省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中，全省上下高度重视，按照试点方案要求，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大胆先行先试，全面、高质量完成了试点阶段各项任务，积极探索了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亮点，取得了显著的生态和社会效益，初步摸索出一套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治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