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陕宁三省区交界处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有一个叫三段地的地方。
绿柳扶风、白杨挺立，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的三段地，金黄与碧绿交织，在大地上勾勒出美丽的图卷。但这里最耀眼的颜色，却是象征着革命星火的红色。
据鄂托克前旗城川红色培训教育中心主任薛照幸介绍，三段地建立了中央红军在内蒙古地区最早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和统战工作的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和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地位极其重要。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先后发动东征和西征战役，开辟新苏区，进入内蒙古地区，力求找到通向苏联的通道。
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说，内蒙古“是汉人和蒙人合居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从那里赶出去，帮助内蒙古建立一个自治的政府”。
1936年，红军发布了帮助蒙、回人民建立政权的布告。同年5月，红军开始西征，成功解放定边、盐池等地，并在今天的定边成立了中共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
随着定边、盐池等地的解放，鄂托克旗境内的苟池、鄂包池、北大池等地也随之解放。1936年7月13日，中共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带领中国工农红军蒙古骑兵游击队进入三段地，将三段地开辟为党在内蒙古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中共蒙古工委的委员都曾在三段地工作过，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就是其中一位，他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
1936年10月，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派金生华、慕生发、白布华赴三段地，成立蒙民招待所。这个蒙民招待所就是最初的三段地工委。随后，在三段地蒙民招待所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鄂托克工委，走出了周仁山、天宝、高增培、李森等多位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民族工作的栋梁。
中共鄂托克工委成立后，三段地苏维埃政府，下设马场井、召皇口子等5个区苏维埃政府和贫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至此，三段地有了党组织、有了群众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根据地。
三段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打开了党联系蒙古族群众的窗口，扩大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蒙民统战工作的前沿阵地。
抗日战争时期，三段地根据地领导和团结蒙汉军民积极抗日，粉碎了日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守住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筑牢了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防线。
其中最著名的是炸毁阿拉庙机场。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归绥、包头，随后西渡黄河，侵占达拉特旗、准格尔旗等沿河地区。同年12月，日本特务机关驻包头机关长内田勇四郎带领100多名士兵，乘3辆汽车到达鄂托克旗阿拉庙，修建临时机场，妄图侵犯陕甘宁边区。
中共鄂托克工委获悉日军修建机场的消息后，及时向中共三边地委进行汇报。叶剑英向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何应钦，转呈了朱德、彭德怀请求平毁机场的电报。在得到上级的命令后，八路军和友军派部队平毁了机场。
三段地军民还积极支援抗战前线，提出“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马的出马”，先后向前方支援优质军马92匹、枪械45支、粮食52万斤，鞋袜等物资数以万计。特别是来自鄂托克旗拉运食盐的牛车队和骆驼队，把军民共同开采的食盐运往边区，解决了边区当时吃盐的困难。
历史的硝烟早已远去。如今，三段地已建起革命历史纪念馆，分为纪念馆、三段地工委旧址、剧场旧址、公盛西商号旧址、地下工作旧址5大区块。纪念馆通过大量历史照片、文物，集中展现三段地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
吃水不忘王将军
城川镇地处蒙陕宁交界处，是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南大门”，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开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王震井纪念园就坐落于城川镇黄海则村。
走进王震井纪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口老井，这就是王震井旧址，身临其境方能真切感受到“饮水思源不忘本，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纪念园中还分布有纪念展馆、大生产场景复原、部队军营旧址复原等区块，集中展示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城川革命斗争的历史事迹。
据纪念园讲解员介绍，城川距离延安不远，是陕甘宁边区的北边门户，解放城川对保卫陕甘宁边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41年10月，国民党蓄意将在桃力民一带的何文鼎26师换防到柠条梁，加强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的防卫，这实质上是对共产党的挑衅。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围攻阴谋，党中央指令王震调集359旅三个团、358旅一个团、警备一团、靖边保安二团和骑兵团组成临时部队，由王震任总指挥、贺晋年任副总指挥，于11月11日傍晚发起了城川解放战。战士们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攻下了城川寨子和新寨子的几个重要战略点，城川解放了。
八路军驻防在城川周边地区，一边保卫战役成果，一边屯垦开荒，发展生产建设边区。1944年，战士们来到黄海则梁，为了解决当地老百姓用水难，开凿出一眼泉水丰沛的甜水井。老百姓把这眼井亲切地称为“王震井”。
王震井的开凿还为部队在这里发展大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战士们经过两年多的奋战，将城川变成了“粮食堆满仓，猪牛羊肥壮”的“城川农牧场”。
1987年，鄂托克前旗为弘扬革命精神，为王震井修缮竖立了井碑。
王府里的“红色特工”
位于中俄边界的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是中国著名红色遗址之一。而远在2000多公里之外的鄂托克前旗，也有一处红色遗址，这便是城川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
在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伊克柴达木嘎查，有一座青砖砌成的小四合院，外表看上去低调又朴素，但却记录着波诡云谲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地下交通工作，这就是城川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陈列馆，馆中集中展示国际交通线和以杨宝山为代表的老一辈机要交通员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的事迹。
杨宝山是蒙古族，原名孟克敖其尔，1915年出生于原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珠和的一个普通牧户家庭。杨宝山的儿子杨·僧格尔介绍说：“父亲家祖上为西官府诺颜世袭家奴。15岁时，他被迫到西官府当差。”
“西官府是鄂托克旗西协理办公居住的地方。”杨·僧格尔说，在西官府，父亲受尽苦难，他多次逃离西官府，均以失败告终。“西官府的生活使他深刻体会到穷苦老百姓的悲惨命运，他意识到这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可是出路在何方？”
1936年，西征红军解放鄂托克旗西南部，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号召民众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在党的政策感召下，1937年4月，孟克敖其尔只身来到定边县，参加了红军。时任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赵通儒安排他进入培训班学习，并为他取了汉名叫杨宝山。
1937年7月，杨宝山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应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的要求，杨宝山被中央派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民族统战工作，并于1939年5月受命到凉城县蛮汉山，担任绥东工委委员兼凉城县委委员和区委书记。
1940年秋，杨宝山奉命到中央组织部报到，被任命为国际交通员，负责完成延安—大青山—乌兰巴托国际交通线当中大青山—乌兰巴托路段的情报传递任务。
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对他说，你的任务非常艰巨和危险，通过的是敌占区，要求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将所带文件落入敌人之手。他将一把手枪交给了杨宝山，意味深长地说：“这支枪不是打敌人的。”在无法安全护送文件的情况下，这支枪中的最后一颗子弹是留给自己的。
大青山通往乌兰巴托的通道途经四子王旗草原和达茂旗，那里环境本就恶劣，还是日伪占领区，但杨宝山和战友们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布置的三次重要任务。
杨宝山第一次完成任务便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那是一个夏日的早晨，杨宝山和两位战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突然发现了马群，有丰富经验的他断定，这不是牧民的马群，而是在严格管束下的一群军马。
果然，放马的日本兵进入他们视线，杨宝山意识到，跑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三人立即趴在草丛中，将蒙古袍拆开取出文件，把火柴拿在手中，并掏出手枪将子弹上膛，同时做出决定：如果被敌人发现，就烧毁文件再向自己开枪。
然而，几个日本兵并没有向前移动，而是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喝起了酒，唱起了歌，折腾了10多个小时才离去。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隐藏在草原低洼烂泥滩里的杨宝山三人再次出发，昼夜兼程以最快速度，将文件送到乌兰巴托苏军上校切尔诺夫手里。
第一次任务完成后来不及休整，8月，三人小组又开启了第二次赴乌兰巴托之行。进入四子王旗后，大雨连着下了一天两夜。天气虽然恶劣，但反而有利于隐蔽前行，于是三人鞍不离马、人不离鞍，连续走了一天两夜，顺利完成任务。
第三次执行任务是1941年10月，这次任务不同于前两次护送文件，而是要护送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和留学生共18人由乌兰巴托回国。考虑到同时护送18人太危险，他们决定分批护送，开国上将李天佑就在他们护送的第一批人中。
1944年，大青山—乌兰巴托国际交通线暴露，中央机要交通局决定开辟一条新的国际交通线，最终确定为延安—鄂托克旗—磴口—西公旗—乌兰巴托，并在鄂托克旗建立秘密交通站。
组织考虑到杨宝山既有秘密交通员的工作经验，又是鄂托克旗人，于是派他回到家乡西官府潜伏。杨宝山回到西官府给王爷认罪，还交了罚银，获得王爷信任，不久成了西官府的管家。
潜伏期间，鄂托克旗围绕旗大印，上演了一场夺印与护印的斗争，夺印一方是王爷四子杨森扎布，背后有国民党撑腰；护印一方是协理旺楚格斯仁（包文秀），暗中有共产党支持。在这场战斗中，杨宝山既没有暴露身份，又在暗中提供信息、出谋划策，巧妙地帮助护印一方，为稳定当时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宝山在家乡潜伏了5年。1949年9月7日鄂托克旗解放，临时人民自治政府成立。中央指示杨宝山，潜伏任务已结束，可以公开身份。
杨·僧格尔说，我父亲公开身份后不久，李富春希望他能到北京工作，但父亲婉言谢绝了，他说要回到家乡工作，想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后来，杨宝山先后任中共鄂托克旗旗委委员兼保卫科长、公安局局长、伊克昭盟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鄂托克旗人民政府副旗长等职务，不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动，他始终不忘初心，奋战在革命和生产的第一线。
第一所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的高等学府
在城川镇，还有一处红色纪念馆——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
据鄂托克前旗政协副主席于国强介绍，当时因为城川是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建立的唯一的蒙民自治区，对民族干部培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45年3月，为了贴近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在定边的三边公学迁址到城川继续办学，称为“城川民族学院”。
“城川民族学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院校。”于国强说，这里是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重要研究基地，在延安时期，这里还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试验区和民族干部的培养实践地。
城川民族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民族干部，投身于各少数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他们为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为全国少数民族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为了传承红色革命历史，继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精神，鄂托克前旗按照建设“面向全国的民族干部培训教育基地”和“西部一流的党性培训教育基地”的定位，以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为核心，构建起了“1+6”红色教育基地布局。
据薛照幸介绍，“1”是以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和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为核心，集中开展干部培训教育；“6”是城川民族干部学院的6个现场教学点，即：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王震井纪念园、阳早寒春三边牧场陈列馆、城川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陈列馆、马良诚顾寿山烈士纪念陵园、滴哨沟战场纪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