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国北方多地受到沙尘天气持续侵袭，给日常出行和敏感人群带来许多困扰。提起沙尘暴，多数人会想到荒漠、沙漠，但它与草原生态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草原上的沙尘暴有很多种，不同的沙子来自不同的地方，有黄沙子、白沙子、粗沙子和细沙子，但对牧民来说，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远方吹来的沙子，另一种是本地的沙子。
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魁教授告诉记者，沙尘暴对草原造成的主要危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表风蚀。草原一般分布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由于草原地表土壤层比较薄，沙尘天气的大风会将草原表土刮去，造成地表裸露即地表风蚀，大风不仅会吹走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的黏粒，而且会将养分含量较低的沙子积在土壤中，致使土壤肥力显著降低。二是沙埋。由于大量沙尘（流沙）在草原上沉降后将植被掩埋，植物得不到充足的光、热、水资源，从而对草原植被生长造成负面影响，最终造成草原沙化（退化），草原的生态、生产和生活功能下降甚至丧失。由此可见，沙尘暴对草原生态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沙尘暴对草原危害严重，但草原能遏制沙尘暴的产生。董世魁说：“草原是地球的‘皮肤’，在防风固沙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草原植被具有抵抗风沙的作用。第一，草原（包括荒漠）植被低矮，每丛植株的背风面都能阻挡留下很多的流沙，能有效降低近地面的风沙流动。据研究，甘肃省民勤县没有植被覆盖的沙地，每年断面上通过的沙量平均为每分钟11立方米，而植被盖度为60%的草地（草原）过沙量仅为每分钟0.5立方米，为前者的1/22。第二，草原植被可以降低风力和风蚀强度，减少或避免土壤破碎和吹蚀，起到防风固沙作用。第三，草原地表形成结皮，促进成土过程。”
草原植被覆盖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沙尘暴的强度和空气环境质量。我国四大沙地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呼伦贝尔沙地均处于草原区或草原与森林、荒漠的交错区，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的大草原。但受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等因素影响，这些地区的土地退化和沙化，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的重要沙尘策源地。董世魁介绍说，据研究，风沙地区的干旱草原植被通过降尘、枯枝落叶、分泌物、地衣等非生物和生物过程的作用，地表逐渐形成结皮，流沙成土过程加强，地表日益变得紧密，抗风沙能力就会增强。因此，要从保护和恢复草原（包括荒漠）做起，建立以草灌为主、草灌乔结合的植被防护体系，才能有效解决干旱、半干旱或部分半湿润地区沙质土地的沙漠化和风沙危害问题。
有人把近期发生的沙尘暴与2002年、2015年发生的沙尘暴相比较，认为这次沙尘暴的强度比较弱，是大力治理环境的成果。董世魁告诉记者，沙尘暴作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早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6年生效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是全球共同应对土地荒漠化、治理沙尘暴的行动指南。沙尘暴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破坏了草原（包括荒漠）植被，造成地表土壤裸露，形成沙尘源，再加上频繁的大风将沙尘从空中吹向很远的地方，造成大面积的严重灾害。历史上，北美大平原和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黑风暴、北非萨赫勒地区和中亚地区的沙尘暴、蒙古国和中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皆由此产生。据专家推测，近期，在我国北方地区频繁出现的沙尘暴与蒙古国超载过牧导致的草原退化和沙化密切相关。因此，草原生态修复对防治沙尘暴危害、减少土地沙漠化威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近几十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草原退化的趋势，但是我国草原退化问题依然十分严峻，草原生态修复仍迫在眉睫。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三北防护林建设、京津冀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等多项生态建设工程，通过围栏封育、草方格固定流沙，雨季撒播草籽、穴播灌木种子、营养袋苗造林、春秋植苗造林等创新性技术，形成“工程措施+生物措施”“草灌为主+草灌乔结合”的防沙治沙体系，走出一条生态改善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防治荒漠化和治理沙尘暴的现代化之路，毛乌素沙地就是其中的代表。原来寸草不生的毛乌素沙地，经过40年的生态工程建设后，30%的沙地被植物覆盖，80%的沙地得到了成功治理，沙尘暴发生频率和强度明显降低，发生了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再到“人沙和谐”的变化，毛乌素沙地由此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为“中国即将消失的沙漠”。草原生态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的生态安全，草原好了，沙尘天气自然也会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