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日来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数次在展馆内、档案里，以及讲述者的口中捕捉到了《蒙古农民》的身影，不禁引发记者的好奇去了解它的故事。
在乌兰夫纪念馆，记者看到了一幅木版画，画中几个人正在低头创作，这是《蒙古农民》诞生的场景。
孩子们被《蒙古农民》创刊号中的漫画所吸引（摄影：王磊）
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乌兰夫故居，《蒙古农民》第一期的摹本展示在显眼的位置，封面上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每份铜元两枚，农人半价。
内蒙古博物院陈列的《蒙古农民》插画生动讽刺，一位农民半跪着，满面愁容，肩上扛着4个包袱——军阀、王公、租税和外力。
这些对《蒙古农民》不同侧面的展示，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背景和它的办刊宗旨。正如开篇的话——“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
《蒙古农民》创办于1925年蒙古族青年们在蒙藏学校就读时期，由多松年负责主笔，乌兰夫负责约稿、编辑，奎璧负责排版、印刷、征订和发行工作。
在赛西写的《创业艰难百战多——忆我的爸爸多松年》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蒙古农民》的创办故事。
1925年3月，多松年请示党组织后，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到察哈尔、绥远农村进行短期社会调查。在火车上多松年思考着如何办好这个刊物。并把《向导》《新青年》《政治生活》等革命刊物反复翻阅，思考如何把各刊的优点借鉴过来，把《蒙古农民》办成蒙古族农牧民能够读懂、尽快觉醒的宣传品。多松年到达察哈尔后，每天跑几十里路，从颓垣断壁的农村到被强垦的草原，从破烂的农舍到四周透风的蒙古包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自己的家乡绥远省归绥，深入土默特农村，了解到由于军阀收粮、征马，官府清丈土地，搜刮荒银，蒙汉农民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到处酝酿着农民风暴。20多天的调查，多松年获得了内蒙古农牧民状况的大量信息，回到北京后，他与伙伴们抓紧时间写稿、编稿、设计封面、划版、排版，终于编出了《蒙古农民》第一期清样。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蒙古农民》第一期印出来了。他把一份版面整洁、字迹清晰的刊物送到李大钊同志面前时，李大钊同志惊喜地说，哎呀！松年同志，真想不到，你们能搞得这么漂亮！完全像一个老手办的。辛苦了，辛苦了！赵世炎同志详细看完刊号后，对爸爸说：不错，不错。有理论，有事实，内容充实，战斗力强。这几篇很有号召力，标题也起得好。这一篇简直是一发重炮！就这样办下去吧。”赛西动情地写道。
终于在1925年4月28日，《蒙古农民》第一期和读者见面了。刊名以蒙汉两种文字题写，64开，每期15页。它的旗帜鲜明，通俗易懂，体裁多样，有幽默讽刺的漫画，有简明扼要的政论，更有催人泪下的故事。
很快，以张家口为中心，《蒙古农民》被广泛散发到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的人民群众手中。《蒙古农民》在农牧民中反响强烈，被中共北方区委确定为蒙藏学校党组织刊物，散发到内蒙古各地，向广大蒙古族民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唤醒广大蒙古族民众起来推翻压迫。
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告诉记者，《蒙古农民》创刊号原件现存于中央档案馆，遗憾的是保留下来的仅有两期。
“《蒙古农民》诞生于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中，虽然只出了几期，存在的时间不长，却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载入内蒙古革命史册的归绥各族人民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运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的相继成立，震惊全国的‘孤魂滩事件’，无疑与《蒙古农民》的宣传、鼓动、教育、引导是分不开的。”陈永志说。
《蒙古农民》是我国少数民族第一份革命刊物，是革命思想的通俗化。
正如创刊号中引用了大量当时群众中流行的话语：“张才去，吴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又来，吴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直系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之间的军阀混战给内蒙古人民造成的灾难，指出了农牧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出路。
很难想象，这本著名的刊物是由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创办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蒙古农民》像燃烧的火炬照耀着蒙汉人民的革命征程，像革命的号角召唤人民的革命斗志，为内蒙古革命高潮的到来擂鼓助威！
（作者：徐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