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境内的真寂之寺石窟，俗称召庙，是我国已知仅存的一座辽代石窟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真寂之寺开凿在桃石山陡崖上，分南中北三窟，中窟规模最大，又称涅槃洞，深5米，阔6.5米，高3米，中有释迦牟尼石雕卧像，身长3.7米，薄衣赤脚，瞑目，髻螺。头脚旁立菩萨各一尊，15名弟子肃立身旁，均作哀悼之状。壁面凿刻小佛像110尊，俗称千佛像。南、北窟均阔5米，有天王、释迦牟尼、普贤、文殊菩萨像等，保存完好。
真寂之寺的石窟及佛像开凿于什么年代？这是专家学者们一直争论的焦点，有的认为是北魏时期开凿的，也有的认为是唐代仪凤元年开凿的等等不一而论。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辽金史研究会会员、辽金史研究专家王青煜经过多年研究，日前指出，真寂之寺石窟的开凿时间不在北魏，也不在唐代，应该在辽代，距今千年。时间的上线是太宗以后，下限在兴宗时期。也可以说是在辽代中期，这时辽朝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也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并且佛教在辽地也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只有在这段全盛时期，才会有充足的经济实力来开凿石窟，不惜重金来弘扬佛法。
王青煜介绍说，真寂之寺石窟主要以南、中、北三窟组成，中窟中间雕刻的是在众弟子的簇拥下，释迦牟尼面东，一手托腮侧卧涅槃像，南北西三壁面雕刻千佛像，中窟东面辟三门，中门较南北二门宽。三门相间两根石柱，北门与中门相间的石柱里面雕刻一身着铠甲的护法金刚，中门和南门相间的石柱里面，壁面为素面，中上部靠中门侧阴刻“太尉夫人“，四字上下还有字，只是已剥落的无法识读。北窟为大小两窟，尽北端为大窟，中间雕刻一佛二菩萨，释迦牟尼佛端坐在莲台上，文殊乘狮、普贤骑象分列两旁。门左侧为着铠甲的金刚。此窟与中窟中间是一小窟，南北两座浮雕身着铠甲的金刚，西壁是浮雕佛、菩萨以及供养人。南窟南北西三壁浮雕千佛像，中间圆雕一佛二菩萨如北窟。中窟门顶上石壁阴刻“真寂之寺”四字匾额。
在清代，在窟外又修建了喇嘛庙，名“善福寺”，把石窟内的辽代雕刻的佛像，复塑了一层泥皮，还施加了彩绘。王青煜对石窟寺的开凿时间作五点分析。
第一，石窟中的佛造像面相丰腴，体态丰满，这种人物造像是唐五代的造型特征，而北魏时期的造像，一般身材都比较修长，面相瘦削。由此可以看出石窟不是北魏时期开凿的，应该在唐五代或以后。
第二，认为石窟开凿在唐代仪凤元年的学者的根据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鸟居龙藏在真寂之寺山谷中发现杂碎的经幢残片中，有“仪凤元年”字样，其实仪凤元年是《佛罗尼经序》中的一句话，原意是说佛罗尼经是在仪凤元年由一高僧从西域带到唐地的。残石所记并非是石窟的开凿年代，所以经幢残块儿的“仪凤元年”不能成为石窟是唐代仪凤元年开凿的证据。
第三，窟内雕刻的金刚身上所着的铠甲是唐五代时期的武士所披挂的甲与头鍪，虽然铠甲在历代的演变中变化不大，但是年代越往后，在原有的坚固防护功能以外，人们的审美观念增加，头鍪、项顿都有细微的变化和美化。因此唐代的铠甲和北魏时期武士所着的铠甲是有区别的，主要在头鍪上表现的更为突出。与五代共始的辽朝，它的军旅服装继承了唐代军旅服装式样和风格，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石窟开凿在唐五代或以后。
第四，在中窟门口石壁上刻有“太尉夫人”，这“太尉夫人”应该是开凿石窟捐资的功德人题记，此四字之上还有一字，四字下边似乎还可有四字，但都漫漶不清，无法识读。太尉这一职官的设立，应该在太宗耶律德光挥师灭后晋，穿“中国皇帝服”在崇元殿受百官朝拜，从此以后，南北面官确立，中原的文物典章辽尽采用。因此《辽史·仪卫志》载：“太宗皇帝入晋，备法鴐，受文武百官贺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为常。是年北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只有在这以后，辽朝的南面官北面官的制度才进一步明确和趋于健全，辽朝才会有太尉这一官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石窟开凿在辽代的太宗朝以后。
第五，石窟门上刻有匾额“真寂之寺”，四字中有两字让人疑惑，其中“寂”字和现在的写法不同，这是中古时期的一种别体字。而“真”字中间缺少一横，是书法的需要还是书写者误写？还是这个字也是当时的一种别体字？这三者都不是。它是当时封建制度避讳的体现。在封建社会，尊长的名字之中用过的字，晚辈和一般人是不准使用的。中华民族在中古时期避讳制度的严格，在中国北方辽国之中晚期，随着汉文化的不断加深，也有着非常严格的避讳制度。凡与有关人名、官称、族名、年号等，凡与官讳相碍的，都必须用改字或缺笔的办法来解决。在辽上京周边出土的很多墓志在犯讳的情况下，书写时都采用了缺笔的方法进行避讳，如《辽耶律宗福墓志》里的“明”字，为避讳太宗和景宗的讳，书写时就把月字旁中的两横去掉；“贤”字去掉了“贝”字的右下点，诸如此类，数不胜数，就不一一列举。综上所述，真寂之寺的“真”字中少一横，是避讳辽兴宗耶律宗真的讳。也就是说，这个匾额的雕刻时间应该在兴宗时期。
（作者：李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