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文专家包祥教授：八思巴蒙文并不难学
包祥为记者介绍他收藏的云南王藏经碑拓片
很不容易找到了国内最权威的八思巴文专家之一包祥教授。记者如约来到他位于内蒙古大学的公寓，开门迎接记者的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进了门，还没等记者站稳，热腾腾的奶茶已经端上了桌。包祥耐心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令记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八思巴文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包老师，您是如何与八思巴文结缘的？
包祥：1957年我在内蒙古大学蒙语专业任教，当时的蒙语专业设在中文系下，课程设置比较混乱，我们想进行改革，将课程具体分成语音学、语法学和词汇学。但当时只有两位老师，于是决定先粗分为古代蒙语和现代蒙语。中世纪蒙语与中原音韵有很多联系，汉语中的很多词汇直接来自蒙语，但另外一位老师不懂汉语，所以只能由我来教授古代蒙语。教授古代蒙语就必须懂八思巴文，就这样我从1959年开始自学八思巴文，后来又进行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学起来容易吗？
包祥：八思巴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曾经转写了蒙文、汉文、藏文等多种语言，我们称为“八思巴蒙文”、“八思巴汉文”、“八思巴藏文”等。八思巴文的字母很容易学，八思巴蒙文也相对容易学，因为中世纪蒙语和现代蒙语差别不算太大，但是八思巴汉文非常难辨识，主要是因为汉字同音字很多，又有四音之分，而八思巴文不注音调，也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即使能够拼读出来，也很难确定转写的是哪个汉字。
为了让记者更好地理解考释八思巴蒙文和八思巴汉文的难易之分，包祥取出两枚刻着自己名字的八思巴文印章，一枚上面有蒙语对照，可以看出八思巴文和蒙语的书写结构是一致的，据包祥介绍，八思巴文的发音也是以蒙语为标准音的，因此只要读出八思巴文就可以明确它的含义；而另一枚上面只有八思巴文，拼写的同样是“包祥”两个字的发音，但仅靠读出八思巴文却不能知晓具体是哪两个汉字，效果就如同没有标注音调的汉语拼音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消亡的呢？
包祥：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想学秦始皇统一文字，想法很好，但秦朝统一的诸侯各国本来就使用汉语，只是写法不同，“书同文”是可以实现的；而元朝各民族语言完全不同，统一文字不可能实现，这就注定了八思巴文的失败。
1260年，忽必烈将创制统一文字的任务交给了国师八思巴，八思巴在西藏苦思冥想了八年，终于带着八思巴文回到蒙古。忽必烈要求用八思巴文“译写一切文字”，包括蒙文、汉文、藏文等。八思巴文书写与蒙文一致，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按音节划分。蒙古人当时已使用回鹘文多年，不愿学习难以辨认的八思巴文；习惯了使用汉字的汉人更是看不懂也读不出；藏人习惯横写，读八思巴文觉得非常别扭，因此八思巴文的推广遇到了很大困难。八思巴文于1269年开始使用，但两年过去，还是没有多少人掌握，于是忽必烈于1271年下诏要求百官百日内学会八思巴文，官小的学会了可以升官，没官的学会了给官，不识字的学会了可以终身免除乌拉徭役。即使这样，被尊为“元国字”的八思巴文也始终没能在民间推广。
作为官方文字，八思巴文一共使用了一百多年，元朝灭亡后，中原立即废止了八思巴文，北元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八思巴文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在蒙古族房屋的门框上以变形文字的形式偶然可见，主人也并不知道它的含义，只是起到装饰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全国有多少人能够识读八思巴文？有多少学者研究八思巴文？
包祥：能认读三言五语的人很多，但真正作为专业并有些造诣的全国也不过三五人。刚刚去世的照那斯图是一位，很有意思，说起来他还是我的学生——我教过他初中数学。我正在帮他出版他没有来得及出版的著作《元国书官印汇释》，里面收集了217方元代官印。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的教学情况如何？现在学习八思巴文的年轻人多吗？
包祥：在内蒙古大学，八思巴文是蒙古学学院的选修课，30个学时，学生可以学会字母表，可以简单地拼读，主要是为以后的研究打基础。八思巴文毕竟是死文字，我认为不需要很多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听说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现在收藏的八思巴文金牌是您辨识出来的，当时是什么情况？
包祥：2001年，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镇的一个姓李的农民因为下雨积水在自家院子挖土，挖出了这块金牌，一直在家里放着，后来做买卖赔了钱就想把它卖掉，经过鉴定，金牌含金量58%，含银量42%。他跑遍了长春、沈阳的鉴定机构，专家们左看右看也识不出上面的文字。后来他带着金牌来到内蒙古大学，我一看是一块使臣牌，当时就想从他手里买下来。我因为不会讨价还价，就托现在的副校长齐木德道尔吉帮我买，最后6300美元成交。我爱得不得了，躲在书房里赏玩了一个礼拜，腿都浮肿了。老伴见状让我“赶快把它处理了”，于是我就把金牌捐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现在估价好几千万了。北京的中华世纪坛展出500件国家级文物的时候还把它借去了。
包祥就这样诙谐而轻松地谈论着他与国宝的故事，记者问他是否后悔捐献了价值几千万元的宝贝，他摇摇头坚定地说：“不后悔！”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文物的整体状况如何？
包祥：据我所知，目前发现的金牌全世界就只有这一块；镏金字银牌多一些，中国有一块比较有名，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俄国于1846年在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1853年在贝加尔湖纽克思克各发现了一块。碑刻不少，但八思巴蒙文不多，主要是八思巴汉文。山东孔庙的孔子制碑是上八思巴文下汉文；南少林寺的一个碑上刻了四道圣旨，其中三道用八思巴蒙文撰写，一道用八思巴汉文撰写，是“爱国卫生运动”时和尚铲土发现的，因为不懂历史，和尚将碑正反倒置立了起来，成了汉文在正面、蒙文在反面。日本人松川节在游历时发现了这座碑，北京平谷的圣旨碑也是他发现的。现存的碑刻大多是碑额八思巴文，正文蒙文或者汉文。
包祥说着将记者引到书房，一幅精美的碑刻拓片映入眼帘。“这是昆明筇竹寺的云南王藏经碑，后至元六年（即1340年——记者注）立的，1979年我托人拓下来，这篇碑文我研究了20年”，包祥指着拓片为记者介绍，“碑额是八思巴文，正文是古蒙古文，这说明即使是蒙古贵族也不愿意使用八思巴文，但慑于皇帝和帝师（八思巴后被封为帝师——记者注）的威严又不敢完全不用，于是就将八思巴字大大地刻在上面作碑额，下面则是我行我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