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为全国政协常委、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牛汝极发表在《西域研究》2016年第一期的文章，原标题为：《天山: 亚洲文明交汇的轴心》。文章围绕天山是亚洲文明交汇的轴心这个命题从六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揭示了天山的地理特点；第二，阐述了天山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第三，论述了天山是东西亚洲交通的枢纽；第四，论证了天山是南北社会交融的纽带；第五，阐明了天山是边疆 “长城”延伸的走廊；第六，表达了天山位于亚洲文明的十字路口的观点。
全国政协常委、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牛汝极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
天山承担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使命并见证了古今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
法国学者年鉴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有句名言: 没有地理就没有历史。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没有天山就没有亚洲文明甚至欧亚文明的交流史。天山承担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使命并见证了古今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
苏联学者 H. M. 休金娜认为，天山山脉，无论是中国境内的还是在中亚几国分布的都称为“天山”，或是其译音，说明了天山 “从远古以来就确定下来的名称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国人是这些大山系的首先发现者”。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如果把天山看作是个半岛，那么人种和文化是从根部向尖端部分，即自西向东发展起来的，然而在历史上不管什么时候，一旦出现了强大的政治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反而会变成一股自东向西的强大潮流。绿洲本身是不可能出现大的政治势力和联合力量的，因而天山地区的历史多由外力所左右，主要是中原王朝的势力和游牧民族的势力。自两汉至隋唐，中原王朝都顽强地从政治上进入西方，中原王朝历史上著名的 “西域经营”就是要依靠武力把游牧民族势力从天山以北驱逐出去，把绿洲诸国与中原王朝连接在一起。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的开头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实在是太出色了，他把亚洲世界分为象主、宝主、马主和人主四部分: “南象主则署温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南方的象主之国如印度、西方的宝主之国如西亚、北方的马主之国如游牧圈、东方的人主之国如中国。玄奘把世界分成东南西北四国，内心一定假设了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应该就是天山。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东亚的农耕文明、北亚的游牧文明、西亚的商业文明、南亚的宗教文明，围绕着天山争奇斗艳，此消彼长。
天山地理特点：维度适合人类生存迁徙 在雪线之上便于灌溉南北绿洲草原是亚洲中部最长山系路通亚洲各地
费尔南·布罗代尔十分强调历史研究的地理因素，其名著 《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共分三编，其第一编《环境的作用》长达千页的正文有三分之一篇幅专门研究地中海地区各种地理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地理因素对该地区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在研究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时，也必须对亚洲内陆地理做一番考察。
天山属全球七大山系之一，是世界温带干旱地区最大的山脉链，是全球最大最长的维向独立山脉。天山同时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和全球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山系也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山系，西起乌兹别克斯坦的克孜尔库姆沙漠以东，经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入我国新疆境内，渐失于哈密市以东的戈壁中。天山山系为横亘在中亚内陆的一条巨型地质构造带，从东经 65 度以西，向东延伸至东经 95 度以东的天山山体，由东向西呈掌状撒开，东西延绵2500 多公里，南北宽度平均 300 公里，在帕米尔以北的天山山体最宽，可达 820 公里左右。在纵向上从北纬 40 度以南，扩展至北纬 45 度以北，在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至我国新疆喀什一带。天山山系地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中国等多个国家。
我国新疆境内的天山部分称为 “东天山”，约长 1700 公里; 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天山部分称为 “西天山”，长 800 多公里。天山在纵向上为三条规模很大的山链，即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 在横向上为阶梯状山地，天山山体是由 20 多条山脉间夹着的许多菱形山间盆地、谷地组成。由于天山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南有青藏高原，西有帕米尔高原，北有阿尔泰山，东有准噶尔界山，这种复杂的横亘地形，对环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处在西风气候带上。
地球上的气候带从赤道到南北极，依次是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寒带。大山若是沿纬线分布、东西向延展，就会与地球表面的气候带方向一致，坐落在一个气候带中。也就是说，这条山脉的山麓地带 (也就是垂直带谱中的基带) 就会处在一个气候带中。所以天山尽管长达几千公里，但是其山麓地带都地处温带 (南坡是暖温带，北坡是中温带)。有了共同的基带，其他垂直自然带才有可能沿着东西方向保持延展的一致性，这也是天山的雪岭云杉自然带沿东西方向绵延几千公里的原因。
天山山脊线的平均海拔为 4000 米左右，最高的托木尔峰达 7435. 3 米。天山聚集了 15 座海拔 6000 米以上的雪山以及全球最集中的山岳冰川。横贯亚洲的天山山脉，以其高大雄伟的身躯，拦截着大西洋和北冰洋西风气流携带的水汽，构建成一个自身赖以生存的陆地内水分循环系统，即内陆以流域为特征的水分循环系统成丰沛的山区降水、积雪、冰川水资源，彻底改变了中亚干旱区的自然环境，没有形成像沙特阿拉伯等国那样无水流的地区。天山南北绿洲千里，绿洲之上城镇星罗棋布，成为世界干旱区绿洲中具有代表性的类型。
简而言之，天山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其维度。北纬 40 ～45 度，与温带气候带一致，适合人类生存和迁徙。又因为东西走向的横向延伸，从而可以使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西风环流能够长驱直入天山东端。二是其高度。天山平均海拔 4000 米，在雪线之上，于是天山就可以高空截水，成为高山固体 “水塔”，从而形成灌溉天山南北绿洲和草原的水源。三是其长度。天山 2500 多公里长，成为亚洲中部最长的山系，其大致相同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孕育了相同相近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及其文化传统，由此决定了天山南北的历史板块的整体性、连贯性和开放性。天山路通向亚洲所有的地方。
天山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显著“湿岛”效应 保障中亚区域动植物和人类生存发展
作为在全球最大的干旱区发育起来的类型多样的山地生态系统，天山还为周边广袤的沙漠和绿洲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形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其显著的“湿岛”效应，保障了中亚区域动植物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能值理论和方法为研究MODS系统的生态耦合关系及耦合功能提供了系统理论和方法。山地是MODS生态耦合的“物流高地”，荒漠是MODS生态耦合的 “能流高地”，二者共同构成了MODS生态耦合的能值来源及其转换基础;绿洲是MODS耦合的“信息流高地”，是耦合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物质转换、信息传递的节点和核心，控制着MODS生态耦合的能值转换效率及方向。它不但能有效吸收、利用、转化山地、荒漠系统 90%以上的生物能，而且通过高级能值反馈影响和控制山地系统和荒漠系统的运行，并使自身组织水平和结构功能条件下的水补给能维持脆弱的生态环境，并使保持较高的能量水平及转换效率，使 “绿洲效应”“山地效应” “荒漠效应”产生超循环和谐共振并保持特有的生态潜力。
在干旱区MODS系统中，社会亚系统以人口为核心，经济亚系统以资源再生利用为主导，自然亚系统以水文循环和生态流为主线。在景观生态层次上，绿洲是山地—荒漠基质景观间的廊道，交错带是绿洲—荒漠间的过渡带，绿洲及交错带景观演变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三大系统的过渡带是耦合生态系统的生态节点和能值界面，是MODS发生超循环耦合的催化通道和价值纽带，因而也是对MODS进行能值管理和调控的神经中枢系统。
MODS生态耦合的关键性影响因子水资源所提供的能值占到流域总能值的90%以上，水资源多少及水文循环强弱直接控制着MODS过程、方式和途径，最终决定着绿洲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的类型、层次和水平，形成了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特有的MODS耦合生态经济系统。
天山是东西亚洲交通的枢纽：没有天山就没有丝绸之路 就没有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20世纪，由于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地缘政治理论 。H. J. 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提出陆心说，认为谁想控制世界就先控制亚洲，要想控制亚洲，必先控制中亚。中亚的山地是海权势力很难到达的地区，以此为中心，可控制东欧。我们看地图，整个地球的中央是中亚，只要控制了中亚地区就控制了世界的中央，控制了世界的中央就控制了世界。他提出: 欧亚大陆中心和北方是心脏地带 (Heartland)，也叫 “枢纽区域”，他认为掌握“枢纽区域”的国家将会不断强盛，然后就能扩张到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然后就能动员丰富的大陆资源来建造舰队，随后就能成为海上与陆上都强大的强权。“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 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的、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 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麦金德的理论虽然引起激烈的争论，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亚欧大陆腹地中亚地区在国际地缘战略格局当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中国新疆和中亚同处亚欧大陆腹地，其地理位置及其丰富的资源决定了它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由于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中亚早就被地缘政治学家称为世界的枢纽地带。中亚的重要离不开天山的交通枢纽和南北游牧与定居社会的汇聚作用。
因为有天山的积雪，所以有天山水流以及天山绿洲和草原，所以有人类活动和道路联通，于是有东西方的物质和精神交换、交流并推进文明扩散和发展。可以说，没有天山就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亚洲活动的中心，那么天山就是亚洲的心脏。因此可以说，天山是丝绸之路存续的命脉。
有人把天山比喻成 “半岛”，天山半岛东西延伸，其宽阔的底部留在中亚，尖锐的顶端指向中蒙边境的荒漠。半岛两边的 “大道”连接起东亚与西亚的交通。通常，从底部向尖端的运动是更容易的，我们看到史前民族的东进，各种宗教的东传，多为朝东。然而当东方凝聚力量，也可以改变运动的方向，掀起自东向西的狂飙巨浪，例如汉文化的西进、草原民族的西迁。
我们知道最早的游牧人实际上是由西向东扩展的，如早期斯基泰人从黑海以北然后由西向东移动。但是在斯基泰人以后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游牧帝国在欧亚草原的最东端产生，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游牧帝国产生以后，到其强大的时候，其势力就向西面扩张。游牧帝国瓦解以后，这些游牧人也向西迁徙。可以说，游牧帝国强大了就往西面迁徙，失败了也往西面迁徙，这几乎就成为一个惯例。我们看到整个欧亚草原的历史，在斯基泰人以后，他的动力好像老是在东部，游牧帝国是在东部形成的，形成以后就向西扩张，失败了就离开东部草原往西面走，不断地持续这样的一个过程。游牧人的这个东西往来的通道大多是经过天山的北道完成的。
粟特商人经商贸易的范围，从拜占庭到中国，并控制了中亚到印度河流域的南部通道。公元3 世纪时，他们南下到贵霜境内的大夏 (巴克特里亚，Bactria) 和犍陀罗 (Gandhara) 经商，公元 4 世纪初，粟特开始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5 ～ 8 世纪，几乎垄断了陆上丝绸的国际贸易。6 ～7世纪时，粟特人也掌握了从拜占庭和波斯通往欧洲西北部的 “毛皮之路”。粟特人外出经商大多是通过天山的南北通道把西方的金银、香料、药材、奴婢、畜牲、器皿、首饰运到中国，又把中国的丝绸运到西方。为了打通到拜占庭的丝绸贸易，粟特曾出使波斯请求通商。据中亚史学家塔恩考证，西方人对中国最早的称呼 “赛里丝”，在古希腊著作中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30 ～ 前87 年之间，相当于西汉武帝元光五年至后元二年。而 “赛里丝”的字源，英国语言学家亨宁就指出: “赛里丝”( Seres) 源于粟特语 Srr ，意为 “宫殿”。它最初是粟特人对西汉首都长安城的称谓，以后因东汉迁都洛阳，又转而指洛阳，再往后则专指丝绸。可见粟特人在最初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中起到了某种中介作用。
天山是游牧与农耕社会交融的纽带：天山是南北农耕游牧社会的生命线
天山山脉从地理上看，一方面具有划分北方草原和南方绿洲的屏障和界标的意义，另一方面起到了连接南北的粘合剂的作用。历史也告诉我们，天山南北的居民始终存有渴望交流的愿望。可以看出，天山不仅是两种经济文化圈的边界线，同时也是两种势力和经济文化间的接触线、交汇线，两种生活圈之间相互支持、互市交换推动了彼此的发展和进步，天山山脉还起到了引导草原游牧民进入绿洲，并使之转变为农耕民族的作用，从而构成了亚洲文明的轴心。
游牧经济有一个特点，其经济非常的单一。整个游牧社会可以说就是跟着畜群走，这种单一的经济就必然产生问题，相当脆弱。农耕经济在传统时代叫 “自给自足”，游牧经济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游牧经济能够独立的存在，但是它对于旁边农业社会的依赖性要远远强于农业社会对游牧的依赖性。游牧人必须从农业人群那里得到必需的东西，必须要跟他周围农业人口进行一些交换。为了确保和加强与农业地带的联系，就必须加强对农耕地区的政治统治和控制保护其贸易线和商业圈。这就是游牧国家发展和拓疆的动力和原因。张广达先生指出，恰恰是游牧民族充当了历史使者，沟通了欧亚内陆两端的交通，促进了物质文明和思想交流。看来，从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时起，亦即游牧部落与人类其他群体分离以来，草原游牧民族和农耕定居民族的相互交往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双方的交往体现了双方的相互依赖，因而双方的多种多样的交往方式，其中包括战争冲突的方式，便构成了古代和中世纪历史中的内容丰富的篇章。可以说，天山是南北农耕游牧社会的生命线。
天山是边疆 “长城”延伸的走廊：划分草原与绿洲的屏障 连接南北的粘合剂
万里长城和天山山脉，尽管一个是人工建造的，另一个是自然山岭的复杂连接，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大概是一样的，是否可以把天山山脉看作是万里长城的延续? 如果可以，那么可以认为连接万里长城与天山山脉的这条线是划分古代亚洲的游牧圈和农业圈的边界线，它作为连接两种生活者的交往线就构成了亚洲文明的轴心。美国学者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从关注 “长城边疆”到关注 “天山商路”，再到长城—天山的 “过渡地带”，他提出天山还是不同力量的“交汇线”和游牧部落南侵的 “贮存地”等观点。拉铁摩尔指出了古代商路变迁有三种动因:地理原动力 (如游牧民迁徙的道路)、社会原动力 (如由牧民的牧道变为商道) 和历史原动力(由于草原牧民和中国力量的介入而形成的绿洲之间的道路，如沿长城和天山形成的道路)。
长城是古代中国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而修建的防御线。这条线并不单纯是边界线，它同时还是游牧、农耕两大势力接触交汇点。万里长城虽然一方面是以隔离游牧和农耕两种生活者为目的而修建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使二者进行接触、和解、互补、交换的媒介。张广达先生认为，人们正是在农耕定居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峙线上才会找到持不同生活方式的双方进行日常经济交往 (如绢马贸易、茶马交易等) 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口和通道。法国学者谢和耐 (J. Gernet) 在论述长城的历史作用时指出，草原各帝国如果没有无数借自中国的事务，没有中国的谋臣、官员、工匠、农民的帮助，就不可能形成一套制度。中国北方是与入侵的蛮族高度混居的地区，这个地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接受草原的影响。正如欧亚旧大陆所有农牧交界地区的情况一样，各种宗教、工艺也无不循着贸易商路而传播。
天山山脉对于山北的游牧民族来说起到了将其政治势力推向南方的作用，而对于山南的绿洲民族来说则是通向北方进行贸易的道路。这座山的一个作用就是引导草原游牧民族流入绿洲并使之转变为农业民族。从地理上讲，天山山脉一方面具有划分草原与绿洲两种地带的屏障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具有连接南北的粘合剂作用。
天山位于亚洲文明的十字路口：没有天山就没有世界东西方和南北间的文明交流交换交融
从亚洲大陆整体来观察亚洲动态，可以说，“天山路通向亚洲所有的地方。古代亚洲具有代表性的势力，全部都与天山路相联系，并以此十字点为中轴而进行活动。”
东西交通、农牧交往构成了无数的 “十字路”并产生了世界的几大文明。没有天山就没有玉石之路、陶瓷之路、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可以说，没有天山就没有世界东西方和南北间的文明交流、交换、交融。
当然，文化的交流、文明的汇聚不仅仅依赖地理因素，还取决于相关地区、国家和部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地理因素在解释历史现象上也是有局限的，因为有些历史现象仅靠地理因素说明不了欧亚内陆古代文明汇聚的内涵和深度，有时也回答不了何以不同的部族或群体对不同的群落或地区文明的借鉴、取舍和选择。有时决定对外来文化取舍的往往是不同群体适应自身发展水平需要的动力。自然环境的有利或不利条件在历史上并没有决定一切。人类总是在争取满足自身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之中创造着自身的历史。事实证明，历史上人们为自己筑造的精神壁垒有时还不如高山、戈壁、荒漠等地理障碍更容易打破。
（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原载于《西域研究》2016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