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Toghon Temür，蒙古语意为“铁锅”，1320年—1370年），元朝第十一位皇帝，蒙古帝国第十五位大汗。元明宗长子，元宁宗长兄。生母是圣裔迈来迪。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十七日生于察合台汗国境内，天历二年（1329年）元明宗继位后回到元朝，不久后元文宗毒死了元明宗，将妥懽帖睦尔流放到高丽大青岛与广西静江（今桂林）。元文宗、元宁宗相继驾崩后，妥懽帖睦尔被太后卜答失里下令迎回，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初八即位于上都。
至元六年（1340年），妥懽帖睦尔扳倒权臣伯颜而亲政。亲政初期，他勤于政事，任用脱脱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史称“至正新政”，包括颁行法典《至正条格》，以完善法制；颁布举荐守令法，以加强廉政；下令举荐逸隐之士，以选拔人才。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积弊已久的社会问题，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后期逐渐怠政，沉湎享乐，元廷内斗不断，外部民变迭起，无法有效地控制政局。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明军进攻大都，妥懽帖睦尔出逃，蒙古退出中原，元朝对全国的统治结束。
至正三十年（1370年）四月二十八日，妥懽帖睦尔驾崩于应昌，享年五十一岁。庙号惠宗，蒙古汗号为“乌哈噶图汗”。明朝为其上尊号为“顺帝”，民间又称其为至正帝、庚申帝、庚申君等。
元顺帝亲政后，采取儒治的文化政策，包括恢复科举、开经筵与太庙四时祭、亲郊祭天、行亲耕礼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修三史。中国历来有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元朝建立以后，由于正统之争，辽、宋、金三朝的历史一直没有正式编写过。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妥懽帖睦尔诏修辽、宋、金三史，脱脱担任总裁官。脱脱决定辽、宋、金皆为正统，并组织了汉族史学家揭傒斯、欧阳玄，畏兀儿族史学家廉惠山海牙，党项族的余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蒙古族的史学家泰不华等人一起参加修史，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
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辽史》修成，脱脱命掾史鼓吹导从，前后辉光，自史馆进至宣文阁，元顺帝穿着礼服迎接，“观者以为近代无之”。不久后脱脱去职，修史的工作由宰相阿鲁图领衔，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全部完成，顺帝召见阿鲁图等人于宣文阁，阿鲁图说：“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今者进呈，万机之暇，乞以备乙览。”顺帝对他说：“此事卿诚未解，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儆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由此可见，顺帝非常重视三史的编修。
顺帝亲政之初，任用脱脱进行“更化”，其经济政策主要是蠲免赋税、削减盐额、立常平仓等。但当时元朝统治已十分腐败，加之天灾连年，因此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经济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至正九年（1349年），脱脱第二次拜相，为了挽救经济危机，脱脱采取了变钞与治河两大政策。对于变钞之法，遭到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吕思诚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番争论后，脱脱仍决意变钞，设宝泉提举司来掌管。所谓变钞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就是在旧的中统交钞上加盖“至正交钞”的印，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钞并行使用，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是至元宝钞的两倍；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形成钱钞并用的局面，并以钞为母，钱为子，以钱来实钞法。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钞买钞”，即用新钞来搜刮民间的至元宝钞，用铜钱“以实钞法”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没有白银作为准备金，是不可兑现的。变钞之法实行以后，很快就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史载“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其后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宝泉提举司为了军需而大量印钞，使至正宝钞的价值更加贬低，“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至正年间，黄河决口，脱脱不顾众臣反对，起用贾鲁治河，使黄河恢复故道。顺帝乃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下诏治河，由贾鲁指挥15万民夫和2万戍军展开浩大工程。这次治河用了半年多时间，大功告成，贾鲁献《河平图》。但就在治河期间，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势力制造独眼石人、发动元末农民起义，为元朝挖好坟墓，因此后世将元亡归因于治河。事实上贾鲁治河本身是成功的，而且没有民夫响应起义，只是白莲教势力利用了治河来发动起义而已。正如《元史》所评论的那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