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郑柏峪
郑柏峪，1947年6月出生，1963年考入北京四中。1968年高中毕业之后来到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诺尔苏木（乡）红旗嘎查（村、队）插队，后曾任嘎查领导班子委员、副队长、代理书记。1981年回到北京，先后在轻工业部生产司和政策法规司任副处长、处长。1999年国家轻工业局撤销时提前退休，到草原志愿从事生态保护活动。
一位老知青在52岁退休之后，义无反顾回到自己三十年前插队的草原做治沙治碱的生态环保志愿者，不仅因为那里留下了他的青春，还因为草原广袤的爱给了他故乡的皈依感。当桃花源一样的故乡深陷环境恶化的困境时，草原的儿子郑柏峪把自己的后半生再度交给草原。——编者
1999年，轻工部撤销时，有个政策是工龄满30年者可以提前退休，而上山下乡的知青，插队的时间是计入工龄的。郑柏峪1968年就去内蒙古草原插队，他就在这个时候从轻工部退休了，当时才52岁。
此后，他选择了做一个生态保护志愿者，返回到插队十余年的草原做实事。他这个志愿者是从自掏腰包、吃苦受累干起，“好多人觉得我有点傻，不去干点儿别的却做这个，不但不挣钱，还要贴钱。其实我是有自己的想法和理由的。”
“老知青们常常把草原称作‘第二故乡’，可是在我的心中就没有第二，草原就是我的故乡。只有到了草原，又体会到了乡亲们的亲情，我才真正有了故乡的概念，才有了故乡的感觉和感情。这是我在退休以后从事草原生态保护的精神基础。”
他不把草原称作“第二故乡”，不仅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第一故乡”在哪里，户口簿上填写的那个籍贯——河北遵化吗？实际上他就没有去过他的原籍；从小生长其中的北京城吗？他感觉，在北京并没有相对应的能称为故乡的土地。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在广袤美丽的草原上，他曾经压抑的青春得到了恣意的伸展。
插队：在郑柏峪眼中，草原风物就是现实中的“桃花源”
1966年他在北京四中高中毕业。那时候招工的单位是一个一个到学校来的，最好的去向就是第一拨儿参军的，他们班上有3个人走了。然后就是首钢来招工，这是能够留京的。接着是“三线”的单位来招人，青海铸造厂、陕西重汽，等等。这之后就是到农村插队的了，最早是去北大荒兵团，之后是去延安、山西的，最后一拨儿才是去内蒙古的。郑柏峪属于那种只能排在队尾的，因为他父母的问题没解决，一直在挨斗。
1968年，郑柏峪插队到了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诺尔公社红旗大队，现在叫查干诺尔苏木（乡）红旗嘎查（村），在锡林郭勒草原中部，草原和沙窝子交界的地方——沙窝子是当地人的称呼，就是最近这些年因为沙尘暴而为人熟知的浑善达克沙地。
“去之前我很担心，因为那儿是纯牧区，又是蒙古族聚集生活的地方，怕自己不适应。但是到了以后，很快我就爱上了那里。一是那里的蒙古族牧民十分淳朴、真诚、好客，人与人之间充满亲情，拿我当草原人民的儿子看待。二是我在那里受到信任和重视。当时我是个‘黑五类’子女，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对当兵、当工人都没有敢想，只想当个农民，可是几次报名去农村都没有能去成，最后是无奈之下才到草原来的。但是到了草原之后，牧民们信任我，让我当了大队领导班子委员、副队长，后来还当了代理书记，使我感到人格和尊严受到了肯定和尊敬。三是草原景色的美丽，环境的清醇，十分适合我的口味和心理。”
在郑柏峪眼中，草原风物就是现实中的“桃花源”。
红旗大队大部分地域是草原，西南边是浑善达克沙地的北部边缘，最特别的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湖泊——查干诺尔湖。多少年之后，郑柏峪都清楚地记得初见查干诺尔时的那种震撼：它那么大，水天相接，波涛滚滚，简直就像大海一样。几个知青当时都是大叫着扑向查干诺尔湖。不是他们大惊小怪，查干诺尔是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的大湖，放眼望去，浩瀚无垠。
从牧民口中，他知道了查干诺尔的更多神奇之处：它是地理现象上典型的内陆迁移湖，100多年以前，它在东北方40多公里之外的奥龙宝力格，当时叫海延诺尔，滋润着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后来由于给它供水的高格斯台河某一个夜晚忽然决口，老湖就迁移到了这里。现在的查干诺尔是两个紧靠着的湖，东边小的是淡水湖；西边大的是咸水湖，中间有一道天然堤坝。到了春季，大批候鸟来到查干诺尔度夏，有天鹅、大雁、野鸭、苍鹭等二三十种，其中很多是我国的珍禽。春夏季节，查干诺尔湖周围生机勃发。
郑柏峪也疑惑：草原上哪来的这么多的水呢？老乡告诉他说，水是从沙窝子里来的。老乡说的沙窝子，地理名称就是“浑善达克沙地”。在后来的知青岁月里，郑柏峪无数次进入到沙窝子里，每一次他都被这一片沙漠绿洲的美景心折、沉醉。浑善达克沙地全部面积有两万多平方公里，最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有水沙地，在地势低洼的地方，地下水会冒出来，形成沙泉、沙湖、小溪、沼泽，有的地方好似江南水乡，有的地方似西部狂野，有的地方又似非洲疏林。沙地北部是典型的草甸草原，还有熔岩台地和火山群，更有两个巨大的湖——查干诺尔湖和达来诺尔湖。
回归：“这就是巴扎图？”“我干脆回我的草原干环保去得了。”
开始的时候，知青们5个人组成一个组，但是牧业的劳动其实特别简单，一个放牛的一个放羊的再加一个下夜的，三个人就够了，5个壮劳力聚在一起，经常没有活儿干，后来就都分散了，知青们住到牧民家里去，插队真的插到蒙古包里了。郑柏峪在红旗大队一插就是十年，他回顾那时候的生活，比较艰苦，但是不劳累，“草原上没有累的活儿，都是悠悠逛逛那种。草原太大了，我骑马最长一次走了整整一天，到100里外的月光大队参观那里知青修的水电站，背着干粮袋，从早上走到太阳西斜，我一直在马上。” 他说那些年基本上都是处于游荡的状态，因为他干过的活儿换得特别多：放羊、下夜这些都干过，也当过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后来还进了大队的领导班子。“我们草原不是按阶级路线排队看待人的，不那样看问题，而是就看你这个人，人好就是好。因为在内蒙古过去也没有搞过划阶级斗牧主，当年乌兰夫给中央写过报告，说在牧区不要搞阶级划分，中央同意了，所以没有这种阶级斗争的‘传统’。在草原，我才可以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家庭包袱，在七十年代就入党了。”
1974-1976年间，大部分知青同学都回京了，他却因为在大队当干部，一直没走。1977年恢复高考，本来他也想考大学，但是那年正赶上草原闹雪灾，大队书记去世以后，他担任了代理书记，抗雪灾的责任重压在肩上，自然就放弃了高考。
1978年他离开大队到阿巴嘎旗的宣传部又工作了三年，1981年是因为父亲落实政策才回到北京。他的父亲原是轻工部的，挨斗挨了20年——1959年开始斗的是“历史问题”，本来1965年就要“解放”了，“文革”又来了，接着斗，一直到1978年才给正式平反解决问题。那时候家里的四个孩子四散：大姐早在1959年父亲出问题时就送到伯父家寄养；也到内蒙古插队的弟弟结婚后正在呼和浩特市上学；小妹妹虽在京，也已经结婚离开家了。这样，落实政策时可以调一个子女回到父母身边，于是四人中唯一未婚的郑柏峪就调回了北京，那年，他34岁。
进入轻工部工作，郑柏峪适应得很快，因为他既有基层工作的实践又有三年机关工作的经验，这都成为他的优势。到九十年代初，他担任了政策法规司政策处和集体处两个处的处长。然而到了1999年机构改革，12个专业部摘牌时，他还是选择了提前退休。一个原因是，经过了10年，他对于机关工作已经倦怠了，他参与做过的很多文件起草工作，事后看，一点儿用都没有。繁冗的过程却把自己的精力、思想、信心……整个人都耗没了，就觉得特没意思，“我干脆回我的草原干环保去得了。”
离开草原回北京之后，每隔四五年，郑柏峪都惦记着回去看看，特别是1996年以后，基本上年年都回草原，草原的变化让他忧虑：不仅是生态问题逐渐显现——浑善达克沙地正在一步一步走向荒漠，大海一样的查干诺尔湖居然正在干涸，而且他更为他的乡亲们发愁：距离北京虽然不算多远，但是草原地广人稀，信息闭塞，人情淳朴，知识有限。已经出现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反映、如何解决。“那时候已经开始动心，我的故乡陷入这样的困境，我怎么能看得下去！怎么可能置之不理！到我退休，正好有时间有精力为草原做点实在的事情。”
“再回沙窝子，看到红柳林大片大片地枯死，过去被茂密的红柳淹没的巴扎图现在成了一片黄沙丘，一棵红柳都没有了，当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巴扎图时，我惊讶得竟然连呼了三遍：‘这就是巴扎图？这就是巴扎图？这就是巴扎图？’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过去乌里雅斯太东坡上漫山遍野的沙地柏现在已经分割成了一片一片的，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了，而以前一两个人围不过来的大榆树现在几乎全死了。山丹花、黄花几乎绝迹，草原上的狼、猞猁、大鸨没有了，兔子、黄羊、狐狸、沙鸡也少多了。而连续干旱之后，虫子特别多，像蝗虫，多到1平方米有160多只，汽车一过，路上碾得就像肉酱一样。”
怀疑：治理草原荒漠化，植树造林到底行不行？
他的环保志愿者之路，是在跌跌撞撞之中，屡败屡战，最后才找到了方向。他总说：我和专家学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完全是在环保实践之中知道哪条路是行不通的，一步一步摸索出来，最后才知道。
回去的第一年，郑柏峪搞了四个苗圃，那时想法还是传统的植树造林对抗荒漠化。这个苗圃的项目也是他跑上门去，说服某国际大企业得到无偿赞助27万元。干劲十足地去种树，最后，四个苗圃只有一个建在沙窝子里泉水旁边的存活下来，能为自己提供点儿树苗，另三个，一个没建起来就夭折了，一个是“特别高级的”，进口的加拿大速生杨树，“但是第二年就被虫子吃了，因为它太好吃了，还没长起来就让虫子全吃光，而且也不耐冻，冬天冻死不少。”这个苗圃也垮了。最可悲的是建在查干诺尔湖边上的苗圃，种了约10万棵树苗，但是浇水就浇不起——用抽水机从湖里抽水直接浇，也是不行，到热天，水一浇上去就渗没了，根本存不住，而且浇水之后往上泛盐碱，土变得白花花的，10万棵树苗全部死亡。
苗圃失败之后，他又去抢救沙地柏。20多年以前，沙地柏在浑善达克沙地多处可见，根系扎在沙地里，爬蔓大片地覆盖着裸露的沙丘，不但防风固沙，而且还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如今，大片的天然沙地柏已经消失。沙地柏项目也是他努力促成的项目，试验利用比利时科特姆教授（联合国荒漠化公约委员）发明的高科技材料“保水营养剂TC”来培育沙地柏，签字是在比利时菲力普王储来华访问时签的，因而这个项目成了两国的合作项目。
但是栽种沙地柏时也遇到了盐碱的问题，它就是不爱生长。撞了南墙之后，他才开始怀疑：治理草原荒漠化，植树造林到底行不行？学习、探究之后才知道，降水量不到600毫米的地区，种树根本不可能活。更重要的是，锡盟草原是古代海洋沉积出来的，50厘米的表层风沙土之下，全是盐碱土。植被遭破坏之后，表层土被大风刮跑，变得很薄，甚至盐碱土就直接露出来。因此这一带根本不可能种活树，浇水就会返碱，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一下子，过去插队那些事全联想起来了：盖房子用的白干子土，特别结实，硬邦邦的，可房子表面全是白霜，就因为是碱土啊。六七十年代，“牧民不吃亏心粮”运动，大队也曾翻地种庄稼，一浇水，白花花的盐碱面全出来了。这些全想起来了，就知道理论所说的没错。“等我查到德国的里希霍芬1908年在中国西部考察两年后讲到，中国是盐草原，我一看到这个观点就如获至宝。是啊，查干诺尔往西100公里不到就有一个碱矿，有两米厚的纯碱。中国荒漠化的重要因素就是盐碱化，这个观点，我跟学者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从年轻时代的感性认识开始的。”
“了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区别之后，就发现它们有本质区别，从根子上就不一样。牧业是靠天吃饭，降雨不好，草场退化，我就得搬家，人的生活是去适应自然。而农业就不一样，是开出一块地来，想出各种办法去跟天斗，改造成适应人的需要，本质是跟自然对抗。我不是开始就聪明，而是环保实践有了碰壁的经历才知道哪些行不通，也知道只能保护草原，企图改造草原的路子是走不通的。比如保护水源这一条，保护不了的水源，已经干了的河湖，就利用耐盐植物覆盖，固定风沙土，重建表层土壤，恢复植被。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探索才明白的。”
“高格斯太河经常断流，查干诺尔自然好不了。查干诺尔的湖岸连年不断后退，经过连续三年的大旱，2002年春季全部干涸！80平方公里12万亩的湖面全干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而且干湖盆底有大量的盐碱粉尘，在春天强风暴到来之际形成盐碱尘暴，成为生态灾难。我听说，碱尘暴刮起来时昏天黑地，伸手不见五指。人们不敢出门，盐碱粉尘吸进呼吸道造成呼吸困难，咳嗽；露天的牲畜浑身是白色的盐碱粉末，咳嗽，打喷嚏，红眼睛，极为痛苦。我特别希望亲自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治碱：干湖盆就像一望无边的雪原，可是那不是真的白雪，而是白花花的盐碱！
2002年8月，郑柏峪自掏腰包2万元，请了一个考察组来到查干诺尔考察。干涸的湖盆平得就像压路机压过了一样，伸向遥远的天边，一片耀眼的黄土，一棵草都没有，苏木的领导告诉他们，此前的大风把盐碱粉尘都刮跑了。为了亲眼看到盐碱， 2003年3月，他再次带领一个考察组来到查干诺尔。虽然有思想准备，但仍然被惊呆：干湖盆就像一望无边的雪原，可是那不是真的白雪，而是白花花的盐碱！
他邀请参与考察的专家包括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国家委员会秘书长韩念勇、地质科学院研究员韩同林、沙漠问题专家景爱、草原专家刘书润等人，考察和研究的结果令考察组震惊，这些盐碱粉尘不但给当地造成生态灾难，而且经风力搬运和沉降作用会污染下风方广大地区，这种化学尘暴的危害程度要大于普通沙尘暴，是沙尘暴源治理中的新情况，目前世界上也无成熟的治理方法可参考。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宋怀龙介入后出现了转机。宋怀龙结合多年对耐盐碱植物、盐碱地的复合生态治理的研究，在考察查干诺尔后提出，在盐碱湖盆上种植碱蓬等耐盐碱植物，防碱固尘，恢复植被，最终将盐碱干湖盆转化成新草原。2003年夏季，宋怀龙和郑柏峪一起，开始在查干诺尔干湖盆试种碱蓬。他们自己拿钱购种子，端着脸盆自己栽种试验。
郑柏峪真正亲身感受狂虐的碱尘暴，是在 2004年5月，郑柏峪和宋怀龙到查干诺尔种碱蓬的时候。那天一上午都风和日丽，但到下午1点多钟，天有点浑，风力渐强。
“忽然，同行的嘎查小伙子依德尔大叫：那家伙来了！只见干湖盆中一股白色的烟柱腾空而起，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不断扩大上升，直冲上千米高空。几分钟之后，风在湖盆中卷起大片白色烟尘，就像海啸中的浪头，也像一堵白色的烟墙翻滚着、呼啸着迎面扑了过来。我赶紧拿起自己的摄像机、照相机一顿猛拍，因为这些盐碱尘暴爆发的镜头实在太珍贵了，起码在中国是第一次被抓到，极其有价值。我大概拍摄了半个小时，实在忍受不了盐碱对呼吸道的刺激，只好离开了查干诺尔。”
“这场大风一直刮了三天，停止以后，一场喜雨从天而降，查干诺尔的盐碱都被水溶化了。谁知五六天以后，经过太阳的暴晒，盐碱又出来了，不过这次出来的不是粉尘，而是结晶的盐碱，就像冬天玻璃上结的冰花一样，而在坑凹的地方盐碱结晶有铅笔粗细，就像水晶簇。”
找到种碱蓬这个办法，郑柏峪又开始奔走立项，如今项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种植了碱蓬近4万亩。每年夏天，郑柏峪都和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们一起在查干诺尔种碱蓬、栽沙障。
付出：我只好简单回答说：“我高兴。”
自从郑柏峪投身生态保护，受苦很多，付出也很多。开始时，他要自付车马食宿费去草原，而且那时候只能坐长途车，路况不好，一趟要走12-14个小时，在北京上车时热得很，过了张北就走夜路，冻得不能开窗户。2003和2004年，考察化学尘暴项目，在盐碱水里泡得脚都脱了皮；在盐碱尘暴中拍摄资料片，眼睛都进碱土了，浑身碱土也没有地方洗澡。办项目就要求人，那更不在话下。
搞生态保护的志愿者必须要有付出精神，往里搭钱自然也不奇怪，他粗算过，这些年光跑路花的路费大概有五六万，直到2008年以后有项目资金的支持，路费才不用花自己的钱。用高清带子租高清机器拍摄资料片，又投入了大约八九万，还不算他那个惨败的“草原旅游项目”也赔了1万多。
“常有人问我为了什么又苦又赔钱还要干环保，其实我也很想给他们解释清楚，可是对某些人确实是解释不清楚的，我只好简单回答说：‘我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