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拥有记者的睿智、诗人的浪漫、作家的激情。
他从小饱读诗书，立志有一天成为一名作家。如今，他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享受这份悠然自得的快乐。
源于对文学的热爱，使得他如今成为一名“三栖”作家，新闻、文学、史学兼顾，记者、作家、史学家为一体的杂家，他就是蒙古族作家陈鹤龄（阿勒得尔图）。
幼时立志当作家
初见陈鹤龄，在他的办公室内。
还未踏进房门，一只温顺的小花猫早已等候在阳台上，看到主人归来，便开始“喵喵”地叫了起来，并用它那胖乎乎的身体在陈的身边蹭来蹭去。
宽敞明亮的房间内，藏书随处可得，而这也只是陈鹤龄全部藏书的“冰山一角”。现年54岁的他，时任《中国文化报》内蒙古记者站站长，同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他被更多的文化界人士所熟知，除了2004年结集出版的两卷本文学作品集《纵酒踏歌》之外，更多的是由他撰写的《蒙古秘史考论》、《蒙古民族发祥地考论》、《走出石窟的北魏王朝》等史学著作的问世，对蒙元史文化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对于集记者、作家、史学家于一体的陈鹤龄来说，他更认同自己是个作家。他说：“将来还是要回归到写小说的宿命上，蒙元史文化研究并不是我的特长，我只不过是对现有的空白以及一些误区进行补充和纠正，而当一名纯文学作家是我从小的梦想。”
陈鹤龄，生于辽宁，8岁随家人迁到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每年农闲季节，父亲都会自己编剧本，然后组织村民去表演。陈鹤龄受父亲影响，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之后，他借助一本残缺不全的《新华字典》和一盏煤油灯，从大队书记家借阅了许多明清小说和当代小说，由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并为日后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小说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对我的影响很大。”如今再忆往事，陈鹤龄仍然能清晰记得。那个时候，同班级还没有一个同学和他一样这么痴迷的热爱读书。这么多年过去了，陈鹤龄每天在工作之余仍然坚持读书，一拿起书本便能看七八个小时。
稿费比老师工资多
1976年，高中毕业后，陈鹤龄回到了农村。
“农村的生活非常艰苦，我认为我不能一辈子都在那里生活。”为了改变命运，读书成为陈鹤龄唯一的途径。生产队订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成为他的“必修课”。他认为只有看更多的书，才能不被这个快速前进的世界所遗忘。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由于历史原因，陈鹤龄与大学失之交臂，但他没有放弃。劳动的间隙，人们总会看到一个勤奋的小伙从随身携带的黄色军挎包中拿出书本孜孜不倦地学习。同时，他在高中语文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在突泉县广播站发新闻稿，并成为突泉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
1979年，陈鹤龄考上了突泉县师范学校。两年后，他的第一篇反映新时期农村改革题材的3000字小说《红幌高挑》在《兴安日报》发表，反响强烈。他也拿到了第一笔8元的稿费，兴奋至极。
至此，这位年轻人开始了他的创作之路。开始将自己的小说、散文等作品投往各个报社和杂志社。“稿费一个月40多元，比老师的工资还要高，那个时候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可以不去上课的学生，但不是逃课，而是经常出去采访。”
1991年起，陈鹤龄开始从事专职新闻工作，1996年任《中国商报》内蒙古记者站站长。2002年5月起改任《中国民族报》内蒙古记者站站长。兼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饭店协会副秘书长。1996年以来，他先后四次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评为宣传内蒙古优胜奖先进个人奖。他的作品多次刊发并被国内多家媒体转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悲观但却不消极
“每天早上7点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电脑‘偷菜’，一偷半个小时，很认真，要是碰到被狗咬了还会很生气。”陈鹤龄笑着说道。一个54岁的人，仍然具有大男孩的品质。偷菜、养猫、看书、散步，生活简单而充实。
攀谈之间，可以感受到，这位温文儒雅的作家是一位思想丰富、内心却有那么一点孤独。他悲观却不消极。
正是因为这些孤独之美，才成就了他作品永恒的生命力。在他的散文和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到带有朱自清和徐志摩式的忧郁色彩。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文字看了让人心疼，不能碰，一碰就会流血。”经历过创伤、曲折等许多磨难，陈鹤龄通过散文和诗歌将自己对生活和情感的纠葛毫无遮掩地写了出来。
2004年12月，他撰写的40多万字的两卷本文学作品集《纵酒踏歌》出版，这是他从事业余创作20多年来的第一次结集。2005年，《纵酒踏歌》研讨会在内蒙古举行。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陈光林、时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陈瑞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国家民委专职委员铁木尔等领导莅临参加，这在我区文学活动中并不多见。
2006年，《纵酒踏歌》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回报他的是6000元的现金奖励，而这又与他之前聆听的名家讲座密不可分。
1983年，陈鹤龄成为兴安盟文联第一届创作班学员。同年，他去温州参加了由温州市文联和《文学青年》杂志社共同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笔会，聆听了高晓声、曹玉模、严承志等名家的文学讲座。1984年陈鹤龄就读北京人文函授大学，1985年8月进京面授时又聆听了艾青、萧军等文学大师更为精彩的文学讲座。
“这几次的学习对我影响很大。听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文学是这样的，在后来的写作中，情节的构思以及用笔等等都有了改变。”陈鹤龄说。之后，他写的散文、特写、报告文学等不同体裁的作品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青年文学》、《内蒙古日报》、《草原》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
浓厚的民族情感
“我热爱我的民族，热爱我的祖国。”谈到对史学、蒙元史的贡献，陈鹤龄说这些都源于民族情感。
因为热爱，所以依然对生活有激情。在创作上，陈鹤龄积极向上，一旦认准的事情便会做到底。对蒙元史文化的研究与探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自从2004年之后，机缘巧合，陈鹤龄一头扎进了史学堆里。前后出版的七八本相关书籍，均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
这么多年来，对于蒙古族的起源、发祥地一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没有一本书能够将这些说法集中起来，系统规范化的完整记录。陈鹤龄做到了，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几乎通读了所有有关蒙古学的史学著作。最后整理了《蒙古民族发祥地考论》一书。
“蒙古帝国毕竟存在了800多年，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你去查资料，各种版本、各种文字的都有，但就是没有一本画册。”陈鹤龄避开写专著，选取了成吉思汗的画像60幅，2007年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成吉思汗中外画集》，作为对自治区60周年的贺礼。画集被誉为“填补世界文化史空白之作”。
2011年，他所编辑的《蒙古秘史考论》出版。目前，他所写的另一篇关于察哈尔文化的产生与兴起的相关著作《察哈尔论》正在出版中。
最近，陈鹤龄正在着手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题材跟新闻记者有关。陈鹤龄说：“我是一个会有悲观情绪的人，但创作上却很积极向上。我是作家，不是专职的学者，作家的宿命终究要回归到纯文学的创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