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穹之际，沧浪之间，高寒荒漠，丛林深谷，有无数美丽的生灵。许多人默默守望、精心呵护着它们，让它们自由栖居，以独特的姿态诠释着生命的壮丽。
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
保护生物多样性，也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本期《光明视野》，让我们通过四个濒危物种培育和保护的故事，了解生物保护工作的最新进展。
和朱鹮一起飞翔的岁月
讲述人：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张跃明
如今的陕西省汉中市洋县，随处可见朱鹮翩翩起舞的身影。我加入朱鹮保护队伍已有30多年。这些年头儿，因为朱鹮的陪伴，也变得与众不同。
陕西洋县，朱鹮飞过水面。光明日报记者周梦爽摄/光明图片
以前，由于湿地的减少以及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朱鹮的生存环境迅速恶化。经过多年艰苦寻找，1981年，人们终于在陕西汉中洋县重新发现了世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国家在洋县设立了专业保护机构。1989年，我荣幸加入这个队伍。当时，朱鹮的数量徘徊在10只左右，随时都有可能灭绝。
工作从山间巡护开始。报到后第二天，我来到了离县城30里外的高山三岔河驻点，开始了朱鹮数量调查活动。三岔河朱鹮观察点非常偏僻，周围有茂密的山林、错落有致的水田。我想，朱鹮停留在这儿，也是因为这片净土如世外桃源一般。大半个月的时间里，我看到了四五只朱鹮。而那时，能看到这么多朱鹮的人非常少，我很兴奋。
那年11月，汉中褒河火车站职工在当地也发现了一只朱鹮，单位立即派我们去跟踪监护，这一去，便是六个月。我每天都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监护那只朱鹮。1990年5月，我又被调去支援姚家沟观察点。白天我坐在观察棚里，仔细观察朱鹮的一举一动，分析朱鹮的生态习性，晚上则安排村民到朱鹮巢树下值班，谨防天敌上树危害朱鹮繁殖。我第一次看见了朱鹮宝宝，它毛茸茸的，特别可爱。随着它渐渐长大、飞翔，我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2000年前后，朱鹮种群数量发展到200只，其中野生朱鹮100只，人工圈养100只，我们终于将朱鹮从灭绝的边缘给拽了回来。随着朱鹮数量增多，过去24小时不离人式地守护朱鹮已很难做到。于是，我们邀请社区群众和我们一起保护。大家都很积极。在繁殖季，朱鹮在巢树做窝，被做巢的树木所有权人便承担了守护的责任；游荡期，在朱鹮主要集群活动地、夜宿地附近，我们会请有责任心的社区居民监测或看护，每周报告朱鹮信息。这个方法有效扩大了朱鹮保护范围，提升了保护成效，还让更多普通人了解和喜欢朱鹮。2005年，我们又迎来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陕西建成两个人工繁育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外输出朱鹮，朱鹮的分布范围从中国扩大到日本、韩国。
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数量突破万只，其中野生朱鹮达到6000多只，濒危局面得到有效缓解，朱鹮保护也成为世界拯救濒危物种的成功范例。在传统文化意象中，朱鹮是那样洁净秀美，现在，更多人都可以一道欣赏这份传承千年的美丽了。
“微笑天使”见证长江美丽
讲述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克雄
去年4月，在长江洪湖江段的老湾故道中，我们将两头江豚送回了长江。
那天，几位渔民在故道中用网将两头江豚围住，将它们转移到不远处的水箱中，我和同事为它们做了体检。确定状态正常后，它们穿上了特制的尼龙背心——背心夹层中放置了无线电发射机。随后，它们被转移到故道的大网箱中。大家也抓紧时间在网箱边的船上和故道的岸边布置无线电基站，尝试接收背心信号。
经过1个多小时的调试和测试，当江豚出水呼吸时，背心发出的信号都能被基站正常接收和记录到。这表明大家近半年的努力取得了初步成功。
第二天上午，我们将两头江豚从故道运送到长江干流释放。经过1周的无线电监测、声学监测和无人机影像观察，我们确认它们在干流生活正常，并与野外江豚相聚。
这两头江豚是2021年我们从石首天鹅洲迁地保护区中挑选出的，后将它们转移到老湾故道中进行放归前的适应性训练。两年训练中，它们具备了在流水中寻找和捕食饵料鱼的能力，并养成了主动探测、识别和躲避船舶的习性，拥有了在长江干流生存的关键技能。
天鹅洲江豚迁地保护群体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江豚数量逐年下降，老一辈科学家陈佩薰研究员提出要抢救性保护，决定将一部分江豚从长江干流迁出，转移到更安全的天鹅洲故道水域实施“保种”，等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后，再将它们迁回到长江。迁地保护群体的建立实属不易，所幸江豚数量在近些年开始明显增加，并于2021年4月达到100头左右。四代科研人员的坚守，不仅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提供了新思路，还为全球其他10余种濒危小型鲸类保护带来了曙光。
江豚是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称为“微笑天使”。对关心热爱江豚的人来说，江豚从“迁地保护”到“重返”长江，大家热切期盼了30多年。虽然这次“重返”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我们深知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长江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保护之路仍然漫长。
如今，我们在宜昌到下游镇江一带沿江沿湖重点水域布置了多个水下声信号监测点，监测和记录江豚活动；还尝试探索声影像联动，更直观拍摄江豚的情况，形成监测网络，为日后全天候观察江豚放归后的生活情况提供基础平台。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水下世界并不如想象中宁静。江豚路过不少航运发达的大城市但不愿停留，也正是这样的原因。目前，我们正联合公益机构白鱀豚保护基金会，按照《长江保护法》相关的要求，研究如何多部门合作，强化航运管理，控制水下噪声，尽快还江豚等水生生物一条更安静的长江。
让藏羚羊跑得更欢实
讲述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
我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是在2002年10月，公路旁三五成群的藏羚羊，还有棕熊、狼等野生动物时不时撞入眼帘……以往候在《动物世界》里看到的画面，真实出现在我面前，让我越发对这片神秘的土地感到好奇。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藏羚羊处于食物链的中间位置，支撑了大型食肉类动物的生存。20世纪80年代，由于藏羚绒的巨额利润，盗猎猖獗，藏羚羊数量急剧下降，一度面临灭绝的危险。经过多年的生态保护和打击盗猎行动，藏羚羊数量已从20世纪末的不足7万只，增加至目前近30万只，保护级别也从濒危调整为近危。
藏羚羊保护是人类参与濒危动物救护的成功案例之一，如果保持现在的状态，藏羚羊种群数量还会持续上升。目前，藏羚羊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二是与家畜争食草场的竞争，三是狼、熊等天敌的捕食。我主要研究藏羚羊对道路影响的行为反应机制，为道路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和数据支撑。
大家都知道，人类活动会对野生动物产生影响，除了靠近、大喊大叫等直接行为，豢养的家畜、建设的房屋、架设的电网、修建的道路等人类附属物同样属于人类活动范畴。在可可西里，每一项建设工程都可能影响藏羚羊的迁徙与生存。青藏铁路建设初期，很多人担心工程会对藏羚羊迁徙造成影响。但通过监测分析，我们发现只要保护得当，野生动物对道路的适应速度超乎人们想象。例如，青藏铁路修建虽然为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规划了33处动物通道，但现在97%的迁徙藏羚羊选择五北大桥作为主要穿越点。这表明，藏羚羊群能在众多动物通道中选择“最优路线”——桥梁的高度、宽度，视野的开阔度等都是它们“考量”的指标。
藏羚羊对哪种动物通道更适应？什么样的地形在它们看来最安全？如何修建道路对藏羚羊的干扰最小？新技术的出现，为寻找藏羚羊的行为规律创造了更多可能。采集藏羚羊新鲜粪便样本，利用分子DNA技术能够识别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搭载红外热成像镜头的无人机，能够监测藏羚羊的夜宿地。我们还计划在青藏公路布设智慧交通管控，当迁徙藏羚羊距离公路200米左右时，通过警示牌向过往车辆提醒：前方有藏羚羊经过，请减速慢行，必要时请停车熄火，让藏羚羊先过。
可可西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我们希望通过调查研究，在保护和发展中寻求科学的解题思路，捍卫这片神秘土地的安宁与祥和。
智慧守护“雨林精灵”
讲述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党委委员、生态保护科科长齐旭明
天刚蒙蒙亮，莽莽雨林传来阵阵啼叫，像口哨，又像鸟鸣。仔细一听，那声音空灵、细腻、穿透性强，能传好几公里。这其实是海南长臂猿在宣示领地。
几乎每天清晨，海南长臂猿都会大声鸣叫，往往是一只雄猿先叫，然后母猿跟着叫，接着猿群“合唱”，每次持续时间从3分钟到20分钟不等。清亮的长音由低渐高，仿佛是一首雨林中的美妙乐曲。
海南长臂猿是仅分布于我国海南岛的特有物种，也是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20世纪50年代初，该物种种群广泛分布于海南全岛，数量约2000只。不过，由于当时对物种保护认识的局限性，该物种栖息地不断减小，其种群遭受频繁干扰和猎杀，数量急剧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末，仅剩7~9只个体幸存于海南霸王岭的热带雨林之中。
14年前，我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加入了霸王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团队。当时我和护林员一样，对海南长臂猿进行过日复一日的监测。我们需要提前一天到达住宿驻点，第二天凌晨4点起床进山，带着手电筒，摸黑赶往监听点。听到长臂猿的叫声便寻声一路小跑过去。每个月有22天在山上，15天在野外监测，5天是栖息地调查。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监测长臂猿的护林员多是兼职，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没有专业林学知识背景，全凭经验记录。对长臂猿的监测也始终停留在食性、家庭群是否完整、是否有新的婴猿出生、有无独猿等层面，科技手段也有限。同时，没有对监测记录进行过系统整理，没有形成过系统性的报告。
于是，我主导组建了一支18人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伍，负责调查掌握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和结构动态，与高校专业监测人员一起，为进一步深入开展长臂猿研究提供详实的基础数据。我们还在海南长臂猿的一个家庭群范围开展监测试点，共布设触发式红外相机320台，实时视频监控探头19处，为海南长臂猿全天候跟踪监测提供了有效经验，同时为必要的公益性宣传提供了大批高质量的素材。
这些年，我们还修复海南长臂猿栖息地超过2000亩，搭建绳索廊道28条、种植树木廊道近900株，为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展提供了迁移路径，也为它们栖息地范围的扩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目前，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得到有效恢复，已经从2003年的2群13只增加到2022年的6群37只。海南长臂猿保护的成功经验，得到了国内和国际上的普遍认可。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会议期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原总裁兼理事会主席章新胜以“霸王岭模式：基于自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海南长臂猿保护案例”为题，向世界展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海南智慧”。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陈之殷、郝泽华、李洁、张哲浩、张锐、王雯静、万玛加、王晓樱、陈怡，光明日报通讯员金永成、李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