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有三个大的区域，一是黄河流域，还有就是长江流域中下游，再有就是西辽河流域。这是研究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区域。考古学家苏秉琦将西辽河流域誉为：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哈民遗址全貌（摄影 ：王金）
在文明曙光中，西辽河臂弯上的哈民遗址，闪耀着个性鲜明的光芒。哈民遗址也称哈民忙哈遗址，它发现于通辽市科左中旗的舍伯吐镇。据发掘哈民遗址的文物考古学者吉平介绍：“这个遗址分南区和北区，共计约17万平方米，经科学测定，哈民遗址距今约5300年左右。”
哈民遗址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北纬43度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最大的环壕聚落遗址，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熠熠生辉的文明印在西辽河流域
哈民遗址现已发掘出的北区约8200多平方米，清理出房址82座、灰坑61座、墓葬14座、环壕2条，人骨遗骸200多具，碳化的黍、粟等植物籽实80多万粒，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角蚌器等珍贵文物2000多件。
哈民遗址出土的房屋，排列有序。以大型房屋为中心，周围分布小型房屋的组织构成，结构特点非常清晰，区块主次等级分明。哈民遗址出土的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平面呈“凸”字形，有门道和灶坑。从哈民遗址的房屋形制与分布来看，它和同在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遗址和魏家窝铺遗址的房屋形制与分布，有明显内在关联。
哈民遗址出土的房屋居住面及四壁多经过烧烤，房屋穴底部呈红褐色。专家研究认为，这些迹象说明5000多年前的哈民先人，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防潮、防寒以及防止雨水渗漏的生活技能。
西辽河文化研究专家认为，哈民遗址的空间布局规整，属于完整的史前聚落形态并显示出最初的文明元素。
哈民遗址北区的环壕，经考古人员确认其直径东西长约为350米，南北长约为270米，深约2米，呈椭圆形封闭状态。
哈民遗址由内外两条环壕围裹，这与同时期的庙子沟、白音长罕等遗址相同。5000多年前，挖制环壕可以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个聚落遗址如果当时不是地位非常重要，为什么防卫等级如此之高，要用双层环壕来护卫？这一迹象表明，哈民遗址在当时不会是一处简单的聚落。
哈民遗址出土的玉器
哈民遗址出土的房址中，有很多房屋里都有炭化的木柱，其中32号房址最为典型，可以看出是房屋的梁架结构，其中木结构的榫卯式捆扎技术展示得非常清楚。哈民先人在5000多年前，已经开始广泛使用榫卯和捆扎技术建设房屋，这说明他们的木构工艺技术在当时已经走向成熟。
这样大规模、保存完好的房屋梁架结构，在全国乃至世界同期的考古材料中都非常罕见。这一现象可谓哈民遗址的一个考古奇观。
在哈民遗址的考古发现中，还有一种奇特现象，就是有的房屋里出现人骨，少的几具，多则几十具。文物考古学者吉平说：“房址里的骨骼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很完整但是摆放不规律，还有一种是人体基本不完整，或只有上半身，亦或只有下半身，也有仅见头骨的。还有一类房子里，排成两三堆人的肢骨，骨头很整齐且有一定规律地摆放在一起，这种状态很符合古代人类迁葬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可称为一种葬俗。”
哈民遗址出土的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平面呈“凸”字形（摄影 ：曹云鹏）
有的房屋里还发现一些玉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认为：哈民遗址发现的玉器应该具有礼器的功能，那么这些死者埋葬在室内，还随葬有玉器，可能具备祭祀埋葬的某种含义。
最令人震惊的是40号房址，将一个巨大的悬疑留给了人们。在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房屋里边，竟然发现97具人骨。有学者推测：当时可能发生了重大灾难，一是瘟疫导致大量的死者被埋在室内，二是战争或内部械斗后将战亡人员集体掩埋，三是突发火灾人员没有逃出去。
目前还无法得出造成这一骇人场面的确凿原因，但是可以明显看出，这些骸骨的堆放肯定不是正常死亡的状态。解开这个疑团就能明白哈民先人从这里悄然失踪的原因吗？哈民先人最终归宿何处还需未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答案。但是无论如何，哈民先人都把熠熠生辉的文明和文化要素深深地印刻在了西辽河流域。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
纵观西辽河流域连绵不断的文明发展史，一脉相袭又独具特色的现象贯穿始终。文物考古学者吉平介绍说：“哈民遗址的陶器组合以及房屋的形制，均与红山文化遗存联系密切，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玉器也与红山文化的诸多文化因素相似。”
哈民遗址出土的玉器见于个别房址内，其中37号房址出土圆角方形、圆形玉璧、双联璧、三联璧、玉环、玉钺、玉钩云型器、玉坠饰等，这些玉器质感温润细腻、造型精美。
哈民遗址出土的玉器中，一部分与红山文化的同类器接近，然而细加对比就会发现，大部分玉器的加工工艺、工痕等文化基因，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似乎更为接近。对此，辽宁师范大学的田广林教授认为：早期玉器意味着中国传统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哈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能够充分证明这个地区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之一，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意义。
陶猪（摄影 ：王金）
哈民遗址中的陶器组合有筒形罐、钵、盆、双耳壶、斜口器等器型，陶质主要是夹细砂陶和砂质陶，陶色以褐陶为主，纹饰则以麻点纹为基础。文物考古学者吉平介绍说：“红山文化的陶器纹饰，基本是以之字纹为基础的。哈民遗址发现的陶器却大都饰以麻点纹，陶器制作工艺风格还不完全一样。”那么问题来了，哈民遗址中的陶器纹饰在西辽河流域为何如此特别？麻点纹是原生陶器装饰基调还是另有源头？
2010年，在乌兰察布市首次发现了裕民遗址。经测定，该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而裕民遗址出土的陶器，纹饰就是以麻点纹为基础。
有考古专家发现，距今约7600年之后，与裕民文化直接相关的文物遗址好像突然消失，没了踪迹。上世纪90年代，在赤峰市井沟子一带也发现了一批距今6000年左右的含麻点纹的史前遗存。然而，经过数千年后，裕民遗址和井沟子遗址的麻点纹，却现身千里之外，出现在了距今5000多年的哈民遗址。虽然学术上目前还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是否有关联，但是这一现象仅仅是种巧合吗？如果说裕民遗址、井沟子遗址特有的麻点纹再现哈民遗址，算是一次原始陶器制作技艺的文化之旅，那么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这无疑是西辽河流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又一清晰写照。
哈民遗址的陶器风格不仅带给人们疑惑，更带给人们惊喜。哈民遗址出土的一个小陶猪，其造型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堪称哈民遗址发现的又一奇观。文物考古学者吉平说：“这个小陶猪背上开有一个管状口，实际上是个动物造型的小罐，在罐里还有碳化的粟黍籽粒。”刘国祥研究员认为：“这个陶猪形小罐应该是具有祭祀功能的猪，属于当时的礼仪用品。”
无论这只陶猪形小罐当时担负了怎样的社会功能，仅凭它精湛的制作工艺，足以反映出西辽河地区的哈民先人具有非同寻常的文明高度。
中国考古学家在运用考古学材料进行国家起源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树。苏秉琦先生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严文明先生提出了“王国”的概念，并赞成把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都称之为“古国时代”。张忠培先生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中把中国的文明时期概括为三期五段，其中提出：一曰方国时期，亦或可称为古国时期，此期可分为公元前3000年初期前后和龙山时代或尧舜时代两段。李伯谦先生认为：华夏文明经过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
王巍先生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中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经过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但王巍先生并没有因此而否认古国的存在，他也沿用了红山文化晚期是古国的说法。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所长将中国的古国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第二阶段为距今5100年至4200年前后；第三阶段为距今4100年至3800年前后。
综上可知，中国古代国家发展阶段的界定，已成学界共识。那么在这个角度上，再回头看哈民遗址应该会有新的启发。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500年前后，哈民文化距今5300年前后，在红山文化逐渐衰落中哈民文化崛起，从空间和时间上看，哈民遗址都处于古国阶段。
从考古发掘来分析，几万平方米的聚落规模、精美的玉器、纹饰独特的陶器、运用榫卯式捆扎工艺的梁架结构的土木房屋，还有双层环壕的防御体系，无论是从文化还是生活层面讲，都可以说明哈民遗址在当时的社会层级，绝非一般聚落。
哈民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了这一时期文明的脚步已经悄然来到这里，并以其独特的文明属性在多元的西辽河文明序列里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西辽河流域众多的文化遗存恰似满天星斗，它们就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成了西辽河文明瑰丽的文化珠链。如果说西辽河流域谱写了一首中华文明起源的交响曲，那么，红山文化奏响文明的恢弘序曲，而哈民文化则翻开了文明进程的华彩乐章。他们共同演绎了中华民族的文明长歌，成为西辽河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
西辽河文明演进路径，实证了我国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讲好西辽河流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文：张铁男、巴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