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锡林郭勒牧民加入标准化畜群合作社。（摄影：乌娅娜）
正值收购羊羔的季节，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72岁的李瑞走进他一手创办的肉食品公司，看着如今现代化的屠宰工厂和冷冻车间感慨万千：“九十年代初，刚开始做生意时，我们收羊羔都是挨家挨户步行去收，冒着暴雪严寒。而现在，从草场到餐桌都建立了可追溯体系，牧民科学畜牧让草场更美，生活更好。”
18万平方公里的可利用草场，年度牲畜存栏近2000万头只，家庭牧场近500家，年收入逐年增加。改革开放40年来，在我国正北方的这片大草原上，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作为当地畜牧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受益者，像李瑞一样，用勤劳和智慧不断更新美好生活的“幸福密码”。
记者从锡林郭勒盟农牧业局了解到，1984年，当地实行畜牧业生产大包干和包产到户，推行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和草场分片承包，落实集体、个人相结合的经营体制，形成了以家庭为主，自主经营、自我受益的畜牧业经济。1985年至90年代末，推行畜草双承包经营责任制，落实草牧场双权一制，使广大牧民在饲养牲畜、经营草原上责权利统一起来，解决了牲畜吃草场“大锅饭”的问题。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后，牧民对草场的使用权从法律上得到了承认和保护。
到1989年，全盟牲畜头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头只大关，由1977年特大雪灾后的508万头只发展到了1069万头只，实现了当地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夙愿。
锡林郭勒盟农牧业局副局长哈斯海日罕表示：“这主要得益于草牧场‘双权一制’的落实，解放了生产力，激活了生产主体，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牧民养畜积极性，草原畜牧业生产水平和牧民收入一度跻身全国前列。”
随着牲畜头数急剧增长，草原生态负荷越来越重，人、草、畜矛盾日益突出，草原的生态功能大幅下降。1999—2001年，全盟遭受了以旱灾为主，雪灾、沙尘暴、鼠虫害等多灾并发的特大自然灾害，导致草原迅速退化沙化。草地生产能力和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几乎濒临崩溃，草原生态和畜牧业生产陷入两难困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西乌珠穆沁旗牧民阿迪亚回忆道：“生态最脆弱的时候，草原上随处可见裸露的土地，扬沙漫天，很多草种濒临灭绝，牲畜生存岌岌可危。”
草原生态严重退化，生态屏障作用极度削弱的严峻形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
京津风沙源治理、生态移民、退耕还林(还草)、禁牧舍饲等生态建设工程相继实施。当地重新认识生态保护和畜牧业发展走向问题，探寻解决草原退化困境难题的出路和途径，寻找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方向和模式。
2001年锡林郭勒盟提出实施以“围封禁牧，收缩转移，集约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围封转移战略，2004年提出通过转变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实现改善生态环境和增加农牧民收入的“一转双赢”目标，2006年完善提升为“两转双赢”。通过转移牧区人口、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实现草原生态恢复和牧民收入增加的“双赢”目标。到2010年，全盟牲畜头数由1999年的1811万头只压减了600余万头只，草原植被平均覆盖度由2000年的23.1%提高到2010年的45.7%。
牲畜数量减少了，但牧民的收入并没有减少。从2011年开始，国家启动实施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锡林郭勒盟2.71亿亩草场被列入项目实施范围。
哈斯海日罕告诉记者；“为了实施好此项目，我们严格推行草畜平衡和草原‘三牧’(禁牧、轮牧、休牧)制度，并出台了养老、助学、创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配套政策，盟旗两级财政每年投入近1.3亿用于禁牧区养老、助学、创业、基础设施建设等。2016年开始，国家实施了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禁牧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
图为吴广进口的澳大利亚安格斯牛。（来源：吴广）
如今，阿迪亚打开了自家的围栏，与周围的19户牧民建立了合作社，开启了“共享时代”。阿迪亚说：“共享草原面积扩大，牧民可以更加合理利用，草好的地方放羊，沙地养牛。还在一年四季中对草场进行分区保护，达到轮牧、休牧的目的。这几年下来，眼见着以前濒临灭绝的草种又长了出来，草质量好了，也不像之前那般稀疏，牛羊也都更加肥壮了。”
除了打好草畜平衡保卫战，锡林郭勒盟也在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畜种畜群结构，2015年起实施“减羊增牛”战略。
今年刚从澳大利亚进口了100头安格斯牛的牧民吴广正式从“羊倌”过渡为“牛倌”。“牛对草场的破坏性小，牛肉价格相对稳定，养牛还给补贴，通过科学育肥，收入更高。”吴广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草原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发展现代畜牧业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要保护和建设好这片大草原。在改革的进程中，有探索、有尝试也有经验教训，科技化、品牌化、绿色化在锡林郭勒盟不再是概念，当地牧民正在践行和实现着。
李瑞的三个女儿如今继承父业，把好草育出的好羊销售到了全国各地，二女儿李凤敏说：“锡林郭勒草原就是我们最好的品牌，我们热爱养育了我们的草原，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竭尽全力守卫这片蓝天绿地，创造幸福生活。”
（作者：乌娅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