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表里古道通衢
相比沙漠、海上、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最早，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形成贸易路线，西汉时就有通过当时七河地区的乌孙至蒙古高原的记载，这与草原民族的活动有密切关系。匈奴以及其后的突厥、回纥、鲜卑、柔然、粟特、乌孙、月氏和蒙古民族，都先后活跃在草原丝绸之路上。
这条草原贸易通道的形成得益于自然环境。北亚地处寒冷的苔原和亚寒带针叶林带，人类难以适宜;中亚又有崇山峻岭、戈壁沙漠筑成一道夭然屏障横亘在东西方通道上。这样的地理环境下，欧亚大陆要想沟通东西方交往很困难。环境考古发现，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这个地区恰好是东起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达喀尔巴吁山脉的草原地带。除了局部有丘陵外，狭长的草原地带地势平坦，生态环境一致，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正好位于欧亚草原地带之上。这条夭然的草原通道，向西连接中亚和东欧，向东南通往中国的中原地区。
中原旱作农业地区盛产粮食、麻、丝与手工制品，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牛、马等畜力;畜牧业为主的北方草原地区盛产牛、马、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来说，恰逢其时。
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形态的接近，使得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后，欧亚草原通道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文化呈现共同的特征。作为欧亚大陆的动脉，在这条道路上，塞人、羌人、丁零人、月氏人、匈奴人、突厥人、回鹘人、契丹人、蒙古人以及明清时期的汉族自动向西迁徙，希腊人、阿拉伯人、雅利安人、粟特人自西向东迁徙，各
民族的兴衰起伏，使丝绸之路的历史不断变幻。公元4世纪开始，大量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粟特人陆续移居中国，直到公元8世纪，吐鲁番以东，沿河西走廊到西安、洛阳、大同，都有粟特人的聚居区。
遗珍散尽千年繁华
考古发现，北方草原地区存在诸多兼具唐代风格与西方特征的金银器。原来，唐代的草原丝绸之路处于一个繁盛时期，许多西方的金银器和制作技术随着这条通道抵达草原地区，并南下传入中原和南方。中原与南方地区的金银器也通过唐朝政府的赏赐进人北方草原地区，并传播到西方国家。
然而，唐代晚期吐蕃兴起，安史之乱后的公元758～776年之间占据了河西走廊，割断了沙漠丝绸之路。当时控制草原丝绸之路的是回鹘人，分崩离析后，契丹人乘虚而人，成为草原的新主人，因此，草原丝绸之路仍然畅通无阻。唐人不得不选择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交流。
以草原为腹地的辽王朝，开发草原进步颇大，但毕竟能力有限，对外贸易的需求带动了辽与西方国家和中原王朝的文化往来。西域各国送来了珠玉、琥珀、玛瑙器、珊瑚、犀、毛织品、乳香、金银器、玻璃器……辽王朝送去了马、牛、羊、貂鼠皮、皮靴鞋、海豹皮带、朝霞锦、云霞锦、绢纱、北珠、陶瓷、青盐、白盐……
由于西夏占据着河西走廊，辽王朝与西方的交往只能走草原丝绸之路，为了维护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修筑旧时回鹘的“可敦城”，作为钳制西夏和西北诸部落的军事重镇。北路自上京临潢府，经乌古敌烈、统军司，西经札刺部，到西北路招讨司辖◇内;南路自南京析津府，过居庸，到西京大同府，西北经丰州夭德军，越阴山，过黑水，经过白达旦部。南、北两线在可敦城会和，经达旦到北庭，进入高昌、龟兹，到达大宛，与沙漠丝绸之路北道会合，再通往西域及亚欧腹地。
西夏处于沙漠丝绸之路的咽喉，西行可以进入草原丝绸之路。西域诸国的商人、使者前往宋、辽、金必经西夏，这里成为中转站，一旦受阻，便只能绕路借道了。西域、中亚诸国与宋朝的金银器贡赐往来，有些使者走的就是草原丝绸之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或者沙漠丝绸之路再进入各自的境内。
色目商人把西域生长的葡萄、西瓜和棉花等经济作物输入东亚各地，从此很多人吃到了进口水果。贩运来的珠宝、香料等奢侈品则大多供给元朝统治者。
明清时期，中亚地区生产金银器的诸国分崩离析，加之，明代的蒙古族又退居北方草原地区，与明王朝形成对峙的局面，影响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而那时的西方已经出现了工业与科学技术，保守的清王朝难以接受新文化，从而导致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取而代之的却是逐渐繁盛的海上丝绸之路。
商队与使团离开后，茫茫草原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连寒冷的空气也随风而去，水流蜿蜒向远方，一直延伸到那蓝绿相接的夭际，只有鸟儿留在这里悠然地的飞来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