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遗址历史文化价值评价
元上都遗址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是元代二都之一——上都的遗址。
元上都遗址是古代草原都城中保存最为完好、能够充分展示草原古代都城风貌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已被中国政府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并于2007年7月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一、元上都作为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内蒙古地区筑城的历史始于周朝，是周宣王命大将南仲北伐犭严狁所筑的朔方城，其遗址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诗经》中记载“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1>
草原民族在内蒙古建立的第一个都城，是秦始皇时期匈奴单于头曼所筑的单于城，也称作“头曼单于城”，位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东部艾不盖河畔。史称，秦始皇“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2>头曼单于率众从阴山——河套地区北迁，遂于艾不盖河畔筑单于城。
此后，草原民族屡有在内蒙古地区立都建城的。例如，十六国时期，拓跋鲜卑相继立国代、魏(史称“北魏”)，建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匈奴铁弗部建立夏国(史称“大夏”)，建都统万(今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东南部白城子)；契丹族建国契丹——辽，建都上京(今赤峰市巴林右旗林东镇南)、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南)；女真族建金国，取代辽国，曾以辽上京为北京，后降为临潢路，以辽中京为北京。但是，这些都城或是草原民族地方政权的都城，如大夏国统万城、辽上京、中京；或是草原民族建立了中原政权，但是未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如北魏盛乐城、金朝北京城。
元上都作为蒙古族建立的第一座统一的中华帝国的都城，其历史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首先，元上都代表了中华民族实现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唐朝后期，政治腐败，藩镇割据，趋于衰败、灭亡。经历了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与战争，逐渐形成中原政权宋与辽、西夏、金、吐蕃、大理并存的分裂局面。结束持续300年多年的分裂与战争，实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是符合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选择。随着元朝在上都的建立，迅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繁荣的王朝。这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元上都作为蒙古族崛起朔漠、建立草原政权后继续南下统一全国的前进基地，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第三次大统一，并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鼎盛时期的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并成为繁荣昌盛的国际大都会，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均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
其次，元上都体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成为国家统一的政治象征。
在成吉思汗时代，是以蒙古高原东北部斡难河(今蒙古国鄂嫩河)源的斡耳朵为政治统治的中心。1206年初春，铁木真“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汗。”<4>窝阔台汗继位之后，修筑了都城哈剌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作为政治统治中心。贵由汗、蒙哥汗承袭此制。
1259年9月初，蒙哥汗在四川攻宋前线逝世，留守哈剌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图谋夺取汗位，并发布敕令、任命官员、召集军队、筹办粮饷，力图控制政治、军事局势。忽必烈召集部分蒙古亲王，于1260年3月在开平府召开大忽里勒台，诸王推举忽必烈为大汗，并将开平作为临时都城。1260年5月，阿里不哥在漠北哈剌和林召开部分亲王参加的忽里勒台，并宣布登大汗位。随即率大军南下，进犯开平。经过4年的战争，阿里不哥彻底失败。忽必烈以开平为基地率军亲征阿里不哥，也是在开平接受了阿里不哥的投降。平定阿里不哥，维护了大蒙古国——元朝的统一，决定了当时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开平是忽必烈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南屏燕代，北控朔漠，为决定兴衰存亡之地。元朝建立后，如果仍以哈剌和林为都，则便于控驭草原，而难以掌控中原；如果仅以大都为都，则利于统治中原，但是面对漠北草原又是鞭长莫及之势。而将开平府立为上都，则可以与大都成为犄角之势，无论对于中原与漠北，均可以进退有据、掌控自如。元上都的战略地位诚所谓“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5>因此，忽必烈确定元朝制度——凡新皇登基，必于上都登上大汗之位，以不忘根本。元朝9位皇帝之中，自元世祖忽必烈始，元成宗铁木耳、元武宗海山、天顺帝阿剌八吉、元文宗图帖睦尔、元惠宗妥欢帖木尔等6位皇帝都是在元上都登基的。
第三，元上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6月，忽必烈在上都命左丞相伯颜为攻宋军总统帅，部署攻灭南宋事宜。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5月，忽必烈在上都“御大安阁受朝”<6>，接受南宋皇帝赵的投降，宣告国家统一大业完成。
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开平府举行了一次佛教与道教的辩论大会，藏传佛教萨迦派上师八思巴获得胜利，赢得了忽必烈的尊敬与信任。忽必烈登基后，在上都尊八思巴为国师、帝师，命八思巴在上都建立寺院，并授命八思巴“管领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7>对于将西藏区纳入元朝版图并巩固对藏区的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英宗在上都建有帝师寺，为八思巴后继者坐床之所。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4月，忽必烈在上都登基一个月后，即设立中书省以掌全国政务，并逐步确立了行省、府、州、县四级管理军民分治的体制。由此改变了自秦朝以迄实行了1000多年的郡县制，代之以中央集权为主，以行省为枢纽，辅以地方分权的层级式行政管理体制。这是中国行政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历史影响十分深远。元代的行省名称，如陕西、河南、四川、甘肃、云南、江西等等，沿用至今。
二、元上都的草原文化特色及其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全国性政权的首都一般都选择建在农业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唯独元上都选择建立在北方草原地区，这使元上都承载了深厚丰富的草原文化内涵，体现了鲜明的草原文化特色。
元上都位于正蓝旗上都河镇东北20公里处，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上都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周围的草原、山林、河流、湖泊、湿地、沙地，等等，构成了元上都建城、承载并体现蒙古族游牧文化传统的空间与环境。
元上都位于典型的草原地区，风光优美，景色宜人。尤其是每年夏季六月间，金莲花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8>金国皇帝世宗完颜雍喜欢率臣属来这里消夏围猎，并说“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更名金莲川”<9>。诗人赞美道“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秋水明边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客。长阳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10>
金莲川草原
金莲川草原适宜畜牧，物产丰饶。山林“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11>“牛羊膏润足，物产供偌华”。<12>而丰饶的物产与草原风光融为一体，便构成了一幅生动鲜明的草原生活的画卷“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13> “紫菊花开香满衣，地椒生处乳羊肥。”<14> “二月椒香驼贡乳，九秋雷隐菌收钉。”<15> 元上都的社会生活，具有浓厚的草原气息。上都的居民“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16>。居民有土筑的房屋，也有牧人的毡帐。所谓“土房通火为长坑，毡房疏凉启小棂。”<17>元上都的宫廷生活，体现出浓厚的草原文化特色。忽必烈定上都作为夏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予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宫里为常。车驾虽每岁往来于两都间，他无巡狩之事。”<18>皇帝巡幸期间，上都即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举凡“谨朝聘、出政令、来远迩、保生聚”<19>治理国政，皆在于上都。
在上都建有巨大的宫帐，可容纳数千人，称为“失剌斡耳朵”，也称为“棕毛殿”，是皇帝大宴群臣的场所。失剌斡耳朵极为宏阔华丽，宴会十分隆重奢华，诗称“毳幕承空柱秀媚，彩绳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动祀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芍药名花围簇坐，葡萄法酒折封泥。御前赐酉甫千官醉，思觉中天雨露低。”<20>
参加盛大宴会的王公勋臣，皆身着皇帝“所赐只孙珠翠金玉衣冠腰带，盛饰名马”，因而，“名之曰只孙宴。只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21>“只孙”(质孙)为蒙古语，意思为“颜色”；“诈马(酢马)”为波斯语，意思为“衣服”。“只孙”、“诈马”均指与宴者必须身着规定的盛装。在只孙宴上，要庄严隆重的请出《蒙古秘史》，并宣示成吉思汗颁行的《大札撒》。时人记述道：“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者，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22>
诈马宴
元上都的祭祀典礼，体现了草原民族的风俗习惯。在祭天、祭祖时，都要“洒马奶子”、“洒马奶以祭”，并将“余物及祭物，则凡与祭者共分之。”<23>随后，举行大宴。时人记述道“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簪瓮诸王。”<24> “皇舆吉日如西内，马酒新羞白玉浆。遥醇诸陵申典礼，旋闻近侍宴明光。”<25>在皇帝驾临上都、离上都返京时，也要洒马奶酒以祭。在上都期间，皇帝要率臣属进行狩猎。这不仅是草原民族重要的娱乐活动，也是自成吉思汗时代即形成的军事训练的传统。上都西南行数百里，有三不剌草原，“地旷衍，均成沙，居民鲜少。”<26>“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守，至此处必校猎焉。”<27>时人曾生动地描述了狩猎的盛况“千里阴山骑四周，休夸西伯渭滨游。今年较猎绕常岁，一色天狼四十头。……今年大狝蹛林秋，青兕黄羊以万筹。……今秋天饷住冬粮，万穴空来杀气苍。渴饮马酮饥食肉，西风低草看牛羊。”<28>
应当指出的是，元上都周边的草原生态环境与畜牧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至今仍较为完整地保存着。每年盛夏、金秋季节，草原上举行的那达慕大会，仍然洋溢着蓬勃欢乐的气氛。锡林郭勒盟蒙古长调高亢、悠远的歌声，仍然在无垠的蓝天大地间迥响。阿斯尔悠扬、深沉的旋律，使人们对上都曾经的辉煌与繁荣，产生无限的回味与遐想。
三、元上都作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蒙古族文化与汉文化结合纽带的历史文化价值。
元上都不仅承载与反映着深厚丰富的草原文化，而且也承载着厚重的中原文化、汉文化，体现着中华文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向心力、凝聚力。
忽必烈创建的元朝，是在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同时，元朝又不是大蒙古国的简单延续。元朝的定名，即体现了中原文化、汉文化的内涵。忽必烈称“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法规，讲前代之定制。”说明他继承的是成吉思汗开创的事业。又称，要“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29>以《春秋》之大义治国，以大《易》之乾元为国号，实行从成吉思汗时代“草原一家”到忽必烈时代“天下一家”的历史转折，因此“建国号曰大元”<30>以“元”为国号，表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宏阔的气度。“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31>
元上都的选址，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历代中原王朝定都选址，都讲究“龙盘虎踞”，“后有靠、前有照”，讲究依山面水。而元上都北枕龙岗山(又称卧龙山)，南面滦河(又称上都河)，金莲川一望平畴，诚所谓龙蟠虎踞的形胜之地。时人称，上都城“龙岗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32>在广阔无垠、水草丰美的草原怀抱中，选择这样一片龙蟠虎踞的形胜之地建起的元上都，的确是一颗熠熠生辉的草原明珠。
元上都的城市布局，突出地体现了中原王朝都城布局理念与草原文化的结合。元上都的布局，为外城、皇城、宫城三层套迭，外城之内有皇城，皇城之内有宫城。宫城在皇城居中偏北的位置，是皇帝主持朝政及后宫生活区，其主要建筑大安阁是国家重大典礼如皇帝登基以及临朝、议政、接见重要来宾之所。皇城在外城的东南部，内设官署，并分布有寺院、手工作坊等。外城是正方形，每边长2200米，全城以一条东西走向的土墙分隔为西、北两部分。南部为全城的生活区，北部则是保留了山冈、草原自然景观的北苑，或称作是皇家园林。在上都城外，东、西、南三个方面各有关厢，东关是毡帐如云的营帐区，供王公贵族的随从居住，西关是马市、商业区，南关为进入上都的御道。
上都城、皇城、宫城均呈方形，体现了中原王朝都城设计的理念。宫城、皇城的中轴线为主干道，对称布局，也是中原王朝都城布局的通行方式。同时，上都城的北苑保留了山冈、草原、湖泊的自然风光，与城外的草原融为一体，表现出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特质。举办宫廷盛会的失剌斡耳朵，即经常设在北苑的草原上。城外的东关厢区，毡庐遍野，自然而然地融入茫茫的草原。元上都以草原为依托，以关厢、外城、皇城、宫城迭套布局，城市与草原融为一体的布局理念与建筑风格，将草原景观成功地融入都城布局，将蒙古族的生活传统与中原都城的传统模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蒙古文化与汉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都市规划设计的瑰宝。
四、元上都作为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多元文化结合纽带的历史价值。
元朝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元上都是十三——十四世纪欧亚大陆上的草原文化、汉文化、伊斯兰文化、欧洲文化交融荟萃的世界性大都市。
元朝实行鼓励通商的政策。元朝与四大汗国的统治消除了发展贸易的障碍。贯通欧洲的驿路——草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元上都不仅是元朝的统治中心，也是连通漠北与中原的交通枢纽，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是最重要的草原商埠。元朝政府大力鼓励各地商人到上都贸易。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即颁令，命“上都商税、酒醋诸课毋征。”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5月，根据“上都地理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优之。”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7月，“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随即又有减免之命。在政府的大力提倡扶持下，元上都商业十分繁荣，各方商贾纷至沓来。“自谷粟布帛以及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官府需用万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33>在上都的商业区，“辉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开张益茗酪，谈笑合胶漆。”<34>经商的不仅有蒙古人、汉人，也有色目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尼泊尔人、高丽人、欧洲人，等等。因此，“门前惊见事奇哉”，“碧眼黄须骑象来”。<35>
元朝的漕运码头
元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其声誉远扬亚、欧、非三大洲。元朝通过饮察汗国与克里米亚、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儿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元代通往中原西亚、阿拉伯、欧洲的陆路交通畅通无阻，并形成了从元上都启程，跨越蒙古草原，经叶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西行，跨越乌拉尔山至斡罗斯，经河西走廊西行至中亚、西亚、阿拉伯的驿路。来自中亚、西亚、波斯、阿拉伯、威尼斯、欧洲各地的使节、传教士、旅行家纷至沓来，络绎不绝。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于1275年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并留在元朝作官，留居中国17年。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问世后，引起了西方人对发达的东方文明的向往。有元一代，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以及元代创制的火统等传播到欧洲，阿拉伯、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医药学、艺术等也传播到中国，极大地扩大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元朝实行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宗教政策。忽必烈虽然尊八思巴为“国师”、“帝师”，但是并不贬低其他宗教。在上都城内，建有众多的佛寺、道观、清真寺，也有基督教堂。著名的佛寺有华严寺、乾元寺、开元寺、帝师寺、黄梅寺、弥陀寺、庆安寺、弘正寺等。道观有长春宫、崇真万寿宫、寿宁宫、太一宫等。上都还建有孔庙、城隍庙，等等。
辽、金时期，基督教聂斯托里教派(也称为景教、大秦景教、也里可温教)即在克烈、乃蛮、汪古、畏兀儿、哈剌鲁人中广泛传播。在蒙古宫廷中，聂斯托里教派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即是聂斯托里教徒。朝廷重臣中，也不乏聂斯托里教徒。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2月，设立专门管理全国基督教事务的机构——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敦、十字寺祭享等事”。<36>马儿是聂斯脱里教主教的尊称，哈昔为长老，列班为大教师。
蒙元时代，穆斯林在社会上具有重要地位。不少回回人在朝廷中被委以重任，特别是在元朝职掌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经济。蒙元军队中，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哈剌鲁万户府、蒙古回回水军万户府、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等，皆以回回人为主体组成。元上都的回回商贾、工匠、艺人甚多。因此，建有“回回寺”供其礼拜。其后于“泰定元年六月癸亥，作礼拜寺于上都及大同路，给钞四万锭。”<37>
元朝宫廷乐舞
元上都在皇帝巡幸期间，歌舞娱乐是必不可少的。而荟萃各种歌舞艺术，百花竟放，争奇斗艳，也是元上都多元文化的奇葩。在元上都“宴”与“乐”是密不可分的。凡“诈马宴开，天下乐工隶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38>在诈马宴上，皇帝“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39>大宴歌舞招待3日，可见节日的丰富。这些歌舞汇集了中原汉地、西域、契丹、女真、高丽、党项、天竺、波斯等地歌舞艺术的精华。例如，时人记述“仪凤伶官乐既成，仙风吹送下蓬瀛。花冠簇簇停歌舞，独喜箫韶奏太平。”<40>“绿绣芘頞翠流苏，属橐舍人金仆姑。宫中云门教坊奏，歌编竹枝并鹧鸪。”<41>“离宫秋草仗频移，天子长扬羽猎时。白雁水寒露满路，骑奴犹唱踏歌词。”<42> 以上诗中所述“韶”、“竹枝”、“鹧鸪”、“踏歌”等，皆是来自中原的音乐。而来自异域的音乐舞蹈，则无疑增添了绚丽多彩的风景。例如“西方舞女即天人，玉手昙花满把青。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长在月宫听。”<43>“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44> 诗中所说的“天魔供奉曲”、“十六天魔舞”即是来自印度，原为娱佛之歌舞，后来进入元朝宫廷，成为有代表性的歌舞艺术。演出时，以盛装美女16人，扮成菩萨形象，头戴象牙雕饰的佛冠，长发数辫，身穿华丽的大红长袖“合袖天衣”、金夹袄，腰系锁金长短裙，肩披织金云肩，绕以轻柔飘逸的鲜艳长飘带，足踏精致秀巧的蒙古软靴，在乐队伴奏下载歌载舞，如仙女下凡，千姿百态，千娇百媚，令人叹为观止。
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多元方化，赋予了元上都昔日的繁华，也留给后人深刻的启示。
注释：
<1>《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出车》。
<2>《史记·匈奴列传》。
<3>《元史·世祖纪》。
<4>《元史·太祖纪》。
<5>虞集：《贺丞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十三。
<6>《元史·伯颜传》。
<7>《元史·八思巴传》。
<8>《口北三厅志·物产》。
<9>《金史·地理志》。
<10>赵秉文：《金莲》，《滏水集》卷七。
<11>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十一。
<12>许有壬：《上京十咏·沙菌》，《至正集》卷十五。
<13>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雁门集》卷六。
<14>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15>马祖常：《上京翰院书怀》，《石田集》卷三。
<16>虞集：《上都留守贺惠愍公庙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三。
<17>马祖常：《上京翰苑书怀》，《石田集》卷三。
<18>叶子奇：《杂制篇》，《草木子》卷三下。
<19>虞集：《上都留守贺惠愍公庙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三。
<20>柳贯：《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柳待制文集》卷五。
<21>周伯琦：《诈马行有序》，《近光集》卷一。
<22>杨九思：《宫词十五首》，《草堂雅集》卷一。
<23>《元史·祭祀志》。<24>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雁门集》卷六。
<25>周伯琦：《上幸西内望北方诸陵酹新马酒彝典也枢密知院奉旨课驹以数上因赋七言》，《近光集》卷一。
<26>袁桷：《竹凤石屏记》，《清容居士集》卷十五。
<27>周伯琦：《立秋日书事五首》，《近光集》卷二。
<28>王恽：《三不剌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董候奉旨扈从北回遇于榆林酒间因及今公秋大狝之盛书六绝以纪其事》，《秋涧集》卷三十二。 <29>《元史·世祖纪》一。
<30>《元史·世祖纪》四。
<31>《经世大典·叙录·帝号》。
<32>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十一。
<33>虞集：《贺丞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
<34>袁桷：《开平十咏》，《清容居士集》卷十六。
<35>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36>《元史·世祖纪》十二，《元史·百官志》五。
<37>《元史·泰定帝纪》一。<38>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39>周伯琦：《诈马行有序》，《近光集》卷一。
<40>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41>马祖常：《和王左司竹词十首》，《马石田文集》卷五。
<42>马祖常：《丁卯上京四绝》，《马石田文集》卷四。
<43>张昱：《辇下曲》，《张光弼诗集》。
<44>萨都剌：《上京杂咏》，《雁门集》卷五。
文/潘照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