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的遗产

蒙古帝国的遗产

（蒙古帝国版图）

　　公元13世纪，蒙古靠军事征服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史无前例的大帝国，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几次。但令人惊叹的是，蒙古人并没有像以往那些短命的大帝国一样，在军事领袖去世之后很快覆灭。事实上，即使在政治统一分解之后，蒙古各汗国之间依然维持了邦联式的统一局面。之所以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手段却不是军事征服，而是商业征服。
　　也就是说，蒙古最终建立的是一个商业帝国，甚至是全世界第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样板。只不过，相对于蒙古人耀眼而残酷的军事征服，商业上的成功没有那么显著罢了。但对于一个世界帝国来说，这却是其真正的命脉所在。正如经济全球化是美国霸权体系的命脉一样。
　　在13世纪之前，东西方世界的生产力均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特别是中国，已成为当时轻工业产品的制造中心(貌似那时也没什么重工业)。特别是瓷器、丝织品和其他生活用品，中国的制造业能力在当时举世无双。与此同时，西方的贵族、教会对来自亚洲的产品具有需求或潜在需求，并拥有巨大的购买力；同样，欧洲的产品也吸引了东方的蒙古贵族。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和缺乏对商旅的保障，在蒙古征服欧亚两洲之前，东西方的贸易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与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不同，蒙古人认识到贸易的巨大威力。除将商人的地位排在知识分子之前外，蒙古人自成吉思汗时就鼓励商业贸易，给予来蒙古经商的商队各种便利的条件，比如维护商品买卖程序、派军队保护商队安全，在驿站供给过往商队等等。同时税制也进行了改革，商人只需在商品售卖地缴纳3.3%-7%的所得税即可，不必像以前一样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且因船舶的运输能力比陆地上的马车要大得多，在忽必烈的治下，造船业兴旺发达，与阿拉伯半岛、埃及等地都建立了贸易联系。从威尼斯的货物很容易被运到洛阳，而且不需要缴纳极高的税，也不需要繁杂的公文。而中国著名的青花瓷，实际上是蒙古人出于喜爱青色与白色的品位，而将中国的瓷器技术与伊朗的钴蓝涂料结合在一起，才出现于世间的。
　　为推广商业帝国和方便货物流通，忽必烈还全面推广了在宋朝时仅在局部地区使用的纸币。为防止因纸币而产生的金融危机和商业危机，蒙古人采用奇特的方法维持信用体系。例如，商人可以破产，但不可以借此逃避债务、破坏商业信用体系。如果一个商人第三次宣布破产，就可能被判处死刑。此后的明朝时又退回使用金属货币的时代，就证明明朝的商业远不如元朝发达。而同时期的欧洲还根本不知纸币为何物。

（著名的贸易港口---泉州港）

　　如此，蒙古帝国所发展出的商业体系、交通体系、税制体系、金融体系，为这个商业帝国的兴旺奠定了基础。杰克·维泽弗雷说，蒙古帝国实际上具有现代文明的特征。一如美国在二战之后所做的那样，通过确保商品的全面流通而维护共同的商业利益，蒙古人建立起了世界性的商业霸权，再辅以虽然没落但依然强大的军事能力。尽管他们的人数远远少于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上的人们(大约1：1000)，但仍牢固地维持住了统治地位。
　　不过，蒙古帝国的运气没有美国人好。瘟疫打断了蒙古商业帝国的脚步。有资料说鼠疫(黑死病)的来源是中国南方，14世纪，病菌随蒙古铁骑和商旅传到热那亚。而人们对付这种造成欧洲人口1/3死亡的疾病的方法就是隔离。城市与城市、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隔离，使得蒙古帝国的统一商业基础分崩离析。军事能力退化和商业模式中断之后，蒙古人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权力支撑点，于是他们纷纷与当地的宗教结合，以维护其脆弱的统治依据。中东地区的金帐汗国、伊利汗国信奉了伊斯兰教，而中国的元朝则依附藏传佛教。这随即导致本土反抗运动不断升温，并且纷纷以自己的原初信仰为支撑，作为邦联的蒙古帝国就此解体。
　　帝国是脆弱的，但帝国所建造的世界体系却一直流传到今天。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中认为，忽必烈塑造了世界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蒙古帝国为这个世界体系提供了结构骨架和运转动力。确实如其所言，亚非欧在历史上首次通过陆路大规模地联系到一起，形成了“世界的世界化”，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等各方面出现了东西交流的空前盛况。蒙古的商业帝国成就证明，人类进行全球化尝试的时间要比我们的常识认知大为提前。
　　在蒙古帝国解体之后，东西方的陆上联系一度被伊斯兰国家所中断。但东西方联系的冲动一旦兴起就不会消失，于是才有了欧洲不惜代价从海上通路联系东方的航海大发现，随之而来的19世纪和20世纪末两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不过是蒙古时代的翻版而已。最终，对世界体系的怀念和想象塑造出我们今天真正的世界体系。（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