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玉树草原还有未融的积雪，牧民永塔骑着马，戴着印有“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红色袖章进行草原巡护。
永塔的家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杂多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该县也是澜沧江源头，目前杂多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
“过去我只看看家里草场长势，以及牛羊壮不壮。现在草场被网格化划分，在我负责的区域里，这里的山水林田湖草和野生动物都是我日常巡护的。”永塔说。
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这里是亚洲、北半球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重要启动区。保护好三江源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关切，政府多次提出要守护好一江碧水，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为加强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加快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2005年起，中国先后启动实施《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和《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
经过10余年努力，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趋势得到遏制。然而，相关体制机制矛盾一度同时显现，牧民的生计也遇到挑战，由于缺乏劳动技能，一些禁牧减畜的群众增收艰难。2016年，中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三江源地区设立，总面积12.31万平方公里，占三江源面积的31.16％。
中国目前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自然遗产。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第一个得到批复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是目前试点中面积最大的一个。
青海省委党校三江源生态文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马洪波说，国家选择在三江源率先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于西部重点生态功能区乃至全国江河源头区域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强示范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晓南说：“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有序扩大社会参与，最终建成三江源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先行区。”
李晓南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让原先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碎片化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格局逐渐打破，代之而起的是科学定位、整体保护、国家主导、共同参与的新模式。这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了很好铺垫。
“设置生态管护员岗位就是我们创新体制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李晓南说，要实现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核心是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模式，引导禁牧减畜后的牧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激发保护生态的内生动力。
截至2017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已设置生态公益岗位10051个，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他们一半以上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牧民正逐渐由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保护者与红利共享者。”马洪波说。
青海省政府也在不断扩大建立广泛的合作机制，形成三江源生态保护新合力。目前，三江源天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等一批科研项目已启动实施。青海还与黄石、班夫、肯尼亚等世界著名国家公园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等开展战略合作，全面增强国际交流和社会协作。
2017年3月，青海省玉树州成立三江源生态法庭，以民事、刑事、行政“三审合一”的审判模式，依法审理各类生态案件。2017年7月，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的可可西里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一张亮丽名片。
李晓南说，2018年青海省将继续深化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2017年投资10亿元基础上再完成8亿元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投资任务，完成大数据中心和展陈中心建设，形成三江源国家公园新形象。
中共玉树州委书记吴德军说：“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不仅能更好平衡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推动国家生态保护的转型，为国家长远发展预留空间并注入新动力，我们用开放的态度借鉴和分享生态治理经验，为世界展示我们为保护生态所付出的努力。”